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第16部分 (第1/4頁)

就是在美國的物質世界中實現自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燈火輝煌的紐約世貿中心大樓佔據“一格窗子”。而令人難堪的是，作者偏偏還要拿“祖國”說事，比如剛舉行過“美國化”的加冕儀式，得意之餘拉出聞一多，將他八十年前那首著名愛國詩《一句話》抄到小說裡，並將最後一句“咱們的中國！”作為小說的結尾，甚至這本小說的寫作，都作為一件“奉獻給祖國”的禮物。這個誤會實在太大。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92《少女小漁》（3）

相比之下，《少女小漁》宛如另一個精神空間，嚴歌苓坦言它是一則“弱者的宣言”。與《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炫耀個人奮鬥歷史、全盤西化不同，《少女小漁》立意是在探討處於弱勢地位的海外華人面對西方強勢文明壓迫的超越之道，和打破種族文化隔閡的溝通之道，小說以形象化的描寫給出這樣一個答案：出路不在西方式的奮鬥進取，而在於一種東方式的精神昇華；小漁善良純淨的本性小說不僅洗滌了弱勢文化處境下的齷齪與屈辱，而且溝通了不同種族文化背景、不同境遇下的人，而江偉那樣和自私、蠻橫、實利，恰好是接受強勢文化的醜陋影響，不僅與事無補，只會造成惡性迴圈。小說著力描寫小漁天真未鑿、美好善良的性情，比如：“這種女人會生養，會吃苦勞作，但少腦筋。少腦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人說小漁笑得特別好，就因為笑得毫無想法”；“把她貼近她就近，把她推遠她就遠，笑得都一樣”：“她沒聲，身體被揉成什麼形狀就什麼形狀”，等等，簡直是一個毫無自我意識的原始真人。小漁可以因為同情一個垂死的、暗戀她的病人而把童貞交給他。這種男女之間的性行為，既不帶任何“反封建”或者“個性解放”的色彩，也不是情人之間的感情交流，更不是出於物質利益考慮的交易，而是一種由慈悲的天性生髮的肉體佈施。即使是在舉行最屈辱的假結婚儀式時，小漁也不忘記為洋老頭“難過”，猜想是什麼原因“妨礙他成為一個幸福的父親和祖父”，甚至從老頭的眼裡看出些許對她的“憐惜”。小漁的善良愛心、寬容無私，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令人懷疑是個心造的幻影，或者是個天外來客：一個現代社會，如何容得下或者剩得下這樣的人！不過這並不要緊，嚴歌苓已經用她的出神入化的筆，賦以小漁真實的生命，使讀者欲罷不能，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用張松健的話說，小漁“宛如莊子筆下的‘邈姑射山人’，無忮無求，真純自然，沒有機心，堅守‘柔弱勝剛強’的處世原則；更如中國神話故事中的神靈‘地母’，默默地負載自然萬物，具有無限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慈悲仁愛，繁衍生養，化育蒼生。”從藝術的角度看，如果說《少女小漁》是“真實的謊言”的話，那麼《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就是“虛假的記實”。有品位的讀者，肯定是取前者而舍後者。

1989年11月，已過而立之年、不諳西方文化的嚴歌苓，踏上了出國之途，開始了“寄居者”的生活。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這是一次很大的冒險。那年頭，像嚴歌苓那樣在國內文壇功成名就，乘風破浪出去開洋葷，定居後偃旗息鼓的作家，不知有多少。理由很簡單：在異域的生存環境中，他們找不到北，文化上的差異，語言的不通暢，加上生活的動盪，使他們無法獲得良好的創作心態，產生“失根”的感覺，久而久之，藝術感覺必然萎縮，最後失去創作能力。然而嚴歌苓不在此列，異域生活不僅沒有淹沒她，反而成全了她。她說：在陌生的異國，她“好像多出一條命來”，有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出國之前，嚴歌苓創作成果已是相當可觀，出版過三部長篇小說，然而與出國之後的作品相比，還是給人小巫見大巫的感覺。那麼，嚴歌苓何以能夠成為一條“漏網之魚”？

1992《少女小漁》（4）

嚴歌苓是一個少見的藝術天才，這首先表現在她對人性的奧秘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天生的敏感，這使她有可能超越半路出家的西方文化知識，穿透異域生活的錯綜複雜的表象，看透它的本質。正如她在《少女小漁》後記中寫下的那樣：“到了一塊新國土，每天接觸的東西都是新鮮的，都是刺激。即便遙想當年，因為有了地理、時間，以及文化語言的距離，許多往事了顯得新鮮奇異，有了一種發人深思的意義。僥倖我有這樣遠離故土的機會，像一個生命移植——將自己連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紮根之前，這個生命的全部根鬚是裸露的，像裸露著的全部神經，因此我自然是驚人的敏感。傷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這種敏感中誇張了，都在誇張中形成強烈的形象和故事。於是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