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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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雲的表述更為直接：“我寫的就是生活本身……新寫實真正體現寫實，客觀存在不要指導人們幹什麼，而是給讀者以感受。”這就決定了新寫實小說家放棄“刻劃典型人物形象”的努力，轉而“把每一個人都當作普通人”來描寫。新寫實小說的許多作品，包括池莉《不談愛情》、方方《行雲流水》、劉震雲《一地雞毛》，都對知識分子的高蹈理想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嘲弄。

這種姿態會遭遇到隔膜與詬病，可想而知。《一地雞毛》發表後，迅即被《小說月報》選為頭條（這在當時是了不得的待遇），有讀者致信《小說月報》，表達了閱讀中的困惑：“《一地雞毛》可讀性也強，然而掩卷深思，真覺得遍篇的‘雞毛’加蒜皮，擺在頭條，不知能給讀者以什麼啟迪和教益？文章‘源於生活’但是否‘高於生活’？”這種看法，正表明《一地雞毛》對固有的文學審美習慣構成了新的挑戰。一直追蹤、欣賞劉震雲的資深評論家雷達也有著類似的憂慮：“他是否過於停留在生活的表象層，過於‘形而下’了呢？另一方面，他是否又過於排除思想情感的提升，美感的發掘了呢？沒有思想的脊骨，沒有美感的強光照耀，我擔心攤開來的原生態的生活，會變成一具失血的軀體。”（《〈一地雞毛〉四人談》，《作品與爭鳴》1991年第6期）在肯定劉震雲小說的藝術成就與“生活陌生化”嘗試的同時，金惠敏基於“文學即人學”的觀念批判他的小說創作是“精神的緩緩而不可抵擋的後退”：“他愈來愈認同於‘生活’的陰暗一面；愈來愈醉心於人性的黑暗，醉心於展覽人性中見不得陽光的瑣屑、卑微和邪惡。在他筆下，人似乎已不成其為人。”在金惠敏看來，這不啻是對向善努力從未停歇的人類的“一個毀謗”（《走向永恆的黑暗：劉震雲小說歷程》，《北京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91《一地雞毛》（5）

更多的批評是將“新寫實小說”一勺燴，有的指責新寫實小說將“煩惱人生”歸結為一些瑣碎問題，似乎問題解決了就能找到幸福，成了變相的“問題小說”；有的認為這些作品的初衷是要批判世俗、平庸，但卻在敘述中“無意地失去了抗衡的力量，而不知不覺地沉緬於這種平庸之中樂而忘返”；（謝風坤《談劉震雲近期小說創作》，《文學評論家》1992年第2期）更有人聲稱在“最初的共鳴”之後是深深的疑問，因為“在新寫實小說中，英雄遠去之後，人也隨之沉沒，在英雄消失的地方，站起了一群苟活者，以不同的行為演繹著苟活者的人生哲學。”（李新宇《苟活者及其人生哲學》，《河北文學》1991年第9期）對於新寫實小說標誌性的“寫實手法”，也有人批評：“所謂‘生活流’，其實是作者藝術手段欠缺所致。……在特定的文學情勢下，藝術色彩的淡薄與藝術表現的單調便成了優長──被概括為表現‘原生形態’的特色。”（劉納《無奈的現實和無奈的小說》，《文學評論》1993年第4期）

如果對上世紀*十年代之交的中國現實有所認知的話，大概不難明白為何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會出現一種急速的下滑曲線，這是“新寫實小說”出現並走紅的大背景，也是為何這些灰暗無奈的敘述會引發如今看來多少有些誇張過度的批評。“新寫實”的前面是狂飆突進的八十年代，後面是表達知識界救贖與自我救贖意圖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則“新寫實小說”的意義，在於首次公開而集中地展示了中國精神生活的低谷狀態。

具體到《一地雞毛》，至少有三種九十年代之後走紅一時的寫作路數，可以從中尋到端倪。一是開了“官場小說”的先河，體制對人性的壓抑與異化，複雜的人際關係與處世之道的集中傳達，還有暴露性的權力運作描寫，《一地雞毛》都已涉及，尤其是它的“非批判姿態”；二是對平民生活的關注與寬容，這是當初整個思潮的推動所致，文學不再強調善惡的分辨，即使面對社會的“精神底層”也儘量平視，當然這種姿態也帶來某種犬儒式的傾向；三是以迴歸傳統與民間的視角，來顛覆進化論式的歷史與現實圖景。陳思和曾本著他一貫的“民間寫作”觀點指出：“自《單位》始，劉震雲的小說自成一個‘神話’文字……它敘述的故事時空不一，但重複了同一的原型。原型包括了兩個相成相反的模式，可用中國古代寓言來表達：‘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和‘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由此還派生出一系列亞模式”（《冬天的話題——關於劉震雲小說》，《文匯報》1992年2月18日）。劉震雲後來對“從現實出發重述歷史”的迷戀，以及樂於從歷史與現實中抽出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