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第13部分 (第2/4頁)

“民”都活得不輕鬆。原處長老張升任副局長，副處長老孫立即為了他留下的空缺到處活動；小林剛來單位時“學生氣不退”，吊兒郎當，後來幡然醒悟，為了爭取入黨誰都巴結，偏偏同事間又不和，弄得小林顧此失彼，臨了還是雞飛蛋打，一事無成。石叢這樣描述劉震雲的變化：

讀過《塔鋪》和《新兵連》，再讀《單位》，我突出的一個感覺就是作者有了一個觀察世界的全新方式。不再把世界一分為二為對立的兩極，不再從一個個人物身上去尋找“典型性”，而是把世界作為一個矛盾的統一體。關注的焦點不再是個別人物的命運，而是考察群體的生存狀態。在這一點上與《新兵連》所不同的是，這個群體裡已沒有了對立的營壘，任何人也無法完全支配別人的命運。在由老張、老孫、老何、女老喬、男小林、女小彭組成的那個群體裡，雖然也有些扯不斷理還亂的恩恩怨怨，但任何人與另一個人已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也沒有任何兩個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石叢點出的問題，正是《單位》與傳統現實主義創作大異其趣的地方：它不再強行集中、加劇、刻劃生活中的矛盾，而是將對生活的敘述還原成瑣碎、模糊、不確定的原生態，並最大限度地將作者的情感傾向抽離，即所謂“零度情感”——當然，“零度”是相對於傳統現實主義那種鮮明的愛憎態度而言——或者說，它並不預設一種先在的價值評判，如博大、深邃、清高、美好等等，它只是儘可能地用“生活流”的寫法呈現一種“毛茸茸的原生態”，從而引起了無數處於同樣境遇的讀者的共鳴。“新寫實”另一代表作者池莉曾說，《煩惱人生》一出來，武鋼的工人個個都說自己是印家厚。同樣，我們也可以說，機關中的小職員，人人都覺得自己是小林，或老何。

《一地雞毛》將視線轉到了小林的家庭生活。收入少，地位低，“不會混”，使小林無法讓孩子入好的幼兒園，無力辦妻子的調動，連留小時候救過自己命的農村老師吃頓飯，也要和妻子吵一架……其生活的煩惱程度，和池莉筆下那位武鋼工人印家厚確乎也相差無幾。他似乎開始“時來運轉”了，那卻是一系列“錯位”造成的：妻子單位開了班車，是為了領導的小姨子上班方便；孩子進了好幼兒園，卻是給人家當“陪讀”；收入增多了，靠的是小林幫大學同學“小李白”賣燒鴨子。到最後，小林利用職務之便得到了一臺微波爐的酬謝，也就覺得心安理得了：“其實世界上事情也很簡單，只要弄明白一個道理，按道理辦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過下去，也滿舒服。”這道理是什麼？“過去老說單位的事如何複雜不好弄，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是好弄的？過去你有過宏偉理想，可以原諒，但是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發展規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小林，一切還是從餿豆腐開始吧。”這和《單位》裡說的“要想混上去，混個人樣，混個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副處長、處長、副局長……就得從打掃衛生開啟水收拾梨皮開始”是一個道理。就這樣，小林“醒悟”了，單位裡多了一個油滑的職員，社會上多了一個庸俗的市民，以前那個生氣勃勃的大學生終於被改造了。

1991《一地雞毛》（4）

劉震雲在敘述這些生活中的“雞毛”時，使用了大量的反諷筆調。對於小林，他是反諷中帶有同情，對於老張、老孫、女老喬，也並非毫不留情的譏刺，而是有理解與同情在裡面的。他在創作談裡講：“領導也不容易，整天撕撕拽拽，糾糾纏纏，上上下下都要照顧，需要動心思，何況他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下級不易，領導也不易，這才叫辯證唯物主義。”（《訴說衷腸》，《中篇小說選刊》1991年第4期）在《單位》與《一地雞毛》裡，劉震雲矛頭所指的並不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官僚，而是如陳曉明指出的那樣：“劉震雲試圖運用‘反諷’去解開人類本性與制度化的存在結合一體的秘密。……人們自覺認同權力的結果，就足以使權力滲透我們每時每刻的生存。”（《漫評劉震雲的小說》，《文藝爭鳴》1992年第1期）這就應了劉震雲自稱的“我的小說主要反映了生存環境對人的命運的塑造”。

“新寫實小說”的諸代表作，確實有著相對一致的敘事動機與敘事姿態，其共同點可以概括為“實錄精神”、“平民視野”和“反英雄”。方方在《風景》開頭就講：“請原諒我以十分冷靜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著他們勞碌奔波，看著他們的艱辛和悽惶。”池莉說：“《煩惱人生》中的細節是非常真實的，時間、地點都是真實的，我不篡改客觀現實。所以我做的是拼版工作，而不是剪輯，不動剪刀，不添油加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