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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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映在一起，使小說文字具有了多重闡釋的可能性：在這種縱橫交錯的目光注視下，少女小漁的故事凸現傳統中國符號、價值和信仰的巨大感召力量，謙卑隱忍的“地母”在異邦文化裡煥發出“超凡的魅力”。（《世紀中國》 2004年4月號）《少女小漁》是嚴歌苓初到異國他鄉，感受著“移根”的傷痛，體驗著現代人的困境，尤其是中國海外華人的困境，從內心深處流淌出來的藝術晶體；小漁的形象，打著鮮明的嚴歌苓的烙印，如她自述的那樣：我寫《少女小漁》，並沒有很理念很哲學地想表達什麼，許多東西是情不自禁地留在小說中的，等寫完了，才明白，自己內心揣著的，原來是這個。四年後，嚴歌苓的長篇小說《扶桑》問世，其實正是《少女小漁》的延伸和擴充套件，猶如樹苗長成大樹。小說敘述120年前發生在美國舊金山的一場神奇的跨國戀情，主人公是白人少年克里斯與中國*扶桑。據作者敘述，小說的原始素材來自浩如煙海的白人史學家編撰的唐人街史料，其中有這樣的記載：“此男童與名妓扶桑的情史是兒童嫖娼史的一個典型範例，此男童對那位中國名妓的興趣大致等同古董商對於鼻菸壺，是西方初次對最邊緣文明的探索。”《扶桑》徹底顛覆了這種古老的偏見，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對人性超凡的感悟，重新演繹了這場奇特的跨國戀情，創造一個“東方聖母”神話，在它的光照之下，美國式自由*的虛假，種族主義的偏狹，中國傳統男權社會的醜陋黑暗反人性，都暴露無遺。評論家雷達這樣評論《扶桑》：“作者借一百年前的一箇中國*，謳歌了未被文明汙染的優美和超越善惡的無言，作品雖寫花街勾欄卻並無汙穢筆墨，但作者又並非不知道人世的罪惡與醜陋，她要寫最骯髒中的最美麗。作者給扶桑賦予以某種神性——來自大地母親和女性本身的神性。於是，我們常會感到，可憐的倒不是失去人身自由的扶桑，而是那些貌似自由的作為*動物的嫖客們，他們固可佔有扶桑的軀殼，而靈性的扶桑卻站在更高處，漠然地審視著他們。作者的審美理想是獨立的，純粹的，甚至有幾分不食人間煙火的氣息。她要撥開歷史的迷霧，種族差異的迷霧，人物身份的迷霧，提攝那隱藏最深又最不受外在文明支配的人性的高尚。”（《追尋藏在人性深處的愛》，《文學報》1999年3月11日） 。。
1992《少女小漁》（2）
《少女小漁》問世時，正是中國海外“留學生文學”在大陸風靡之際，其藝術品位，從作品的標題大致可以看出：《我的財富在澳洲》、《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娶個外國女人當老婆》、《闖蕩美利堅》……在這些作品中，拜金主義與革命理想主義，痞子精神與愛國主義微妙地混合，呈現光怪陸離的景象，寫作手法上，大體不出新聞紀實的路子，語言粗糙，結構雷同。這些作品發表後，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其中數《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為最，前者被改編成同名電視連續劇，在央視黃金時段播出，萬人空巷；後者洛陽紙貴，發行量達天文數字，被評論界評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10部文學作品之一。如此火爆的情形，反映了“*”後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個側面：經歷了儒家傳統倫理與革命信仰的雙重破產後，中國進入一個物質化的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少女小漁》不能不顯得卓爾不群。
《少女小漁》與《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頗具可比性，兩部作品在呈現異域生活場景，細節真實方面有些共同點，但思想內涵上的差異，可謂南轅北轍——儘管兩位作者在年齡、性別、出生、人生經歷上不無相仿。小說的題目已經暗示了這種差異。“曼哈頓的中國女人” 是紐約的富毫們在歐洲宮廷氣派的“綠色酒苑”為作者舉辦大型聖誕晚宴時贈予的稱呼，包含著“美國中心主義”的傲慢，對此作者欣然接受，並且這樣答謝：“你們看到我如何第一次推開你們的門，簽下第一筆合同時的喜悅至今還記憶猶新。還是讓洛克菲勒導師卡耐基的那句話作為對我們的提醒吧：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於他的專業技術，另外八十五要靠人際關係和處世技巧！他認為自信心與科學的結合，是事業成功、人生快樂的基礎。China——不要忘記我在中國度過了35年——還有你們在座的所有的人，構成了我這百分之八十五！五年來我和你們一起，在曼哈頓這個戰場上，我和你們一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是的，我要自豪地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這是一個多麼美妙的名字啊！”然而，作者在美國的飛黃騰達，分明離不開對“中國”的出賣，她在美國賺的第一桶金子，是靠參與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