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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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狂熱”和“盲目的自信”，示之以“立場堅定”、“政治方向明確”而對一切異已的或主流外“另類”文學的排他性，發展到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中期“*”時已至極點。可以說，在共和國的頭三十年，相當多的作家們為指令、為時政所驅使，在非文學上面無謂地耗費了太多的時間和心力，創作未能進入充分的、審美的自由狀態，也就難以自覺地解決好藝術創造問題。以《雷雨》、《日出》而聞名的曹禺（1910—1996），晚年在回首前塵時不無愧疚地說：“歷次運動中我都沒有獨立的思考，而是按一種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別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尤其是‘*’，它的極深的毒素至今在我的腦子還在留存。有些是我意識到的，有些是我根本意識不到的。但它卻在起著可惡的作用，甚至阻礙我的創造。這是非常痛苦而可怕的悲劇。”

這一悲劇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而終結。自1979年始，中國大陸作家方才真正翻開了“新時期文學”的一頁。政治並非文學之累，但文學從“為政治服務”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觀念轉折，大大促進了思想解放與藝術解放，迴歸文學、迴歸現實、迴歸藝術個性，成為湧動的文化思潮與文學展示。上下求索的無悔和寵辱不驚的澄淨，使創作主體逐漸成為精神命運的擁有者，並從中窮盡新意識形態的藝術呈示。“想象的東方”被中國大陸作家作了令人為之歌哭和自豪的重新書寫。作家們歷經“火浴”而把焦灼與痛苦、奔突與追求融化於作品中，印證風雨夜歸的人情世態，並透過漢語思維與藝術，折射古老的東方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變動中重獲生機的心路歷程，其間流淌的酸甜苦辣和創造的歡欣，是一般外人都難以想象的。不少作品，或揭示了處於社會複雜關係中人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荒謬”與殘損，或反思了以往流行的價值取向所遮蔽的矛盾與問題，或展示了“耕作者”和“知識者”在當代的命運，或解剖了各色人等的心性結構與生存方式，總之，人們開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生活道路，文學作為“回應”，也必然有了更開闊的思想與藝術的空間，孕育了並非“被規範”而是多種樣態的可能性。

文學確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引人注目的是，又一批新的青年作家群在中國文壇湧現。他們在六十年代當過“紅衛兵”或“紅小兵”，中學畢業或未畢業就趕上了聲勢浩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他們本應繼續接受正常教育，卻被驅趕到北大荒、雲南邊境、內蒙草原或陝北那些荒涼又艱苦陌生的地方，在被遺棄的環境裡度過“睡不醒的青春”。他們付出了青春的代價，卻也在底層的歷練中獲得了比失去的更有份量的東西——文學與腳下這片土地更深沉的精神性的聯絡。“*”後登上文壇的這批文學青年，雖然沒有他們的前輩所背肩的歷史沉重，卻在和父老鄉親朝夕相處中獲得的情感和話語，使他們敢愛、敢恨，也敢於說出和寫出內心的熱切。這股青春熱流化成的作品，遊弋於同往事幹杯與觀世態炎涼之間，有一份浩落蒼涼的人生感慨和對於命運的思考求索。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前言：此史可待成追憶（3）

在中國文學界，也的確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成長於改革開放氣候中的青年作家，雄姿英發地活躍於當今文壇。這批晚生代作家，普遍接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當他們開始躋身於文*汐時，“*”式的運動只像一個傳說，大一統的思維方式也只留下空洞的迴響。他們共享一個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時空，創作的自由度和想像力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釋放。他們中間，有的用藝術的方式解讀了中國人特有的生存意識；有的在對人生景象的反思和審視中融入人性的力量；有的關注城市同齡人的生存狀態和心靈狀態；有的懷念故土往日的陽光；有的嘲弄經濟活動中商場、情場、官場的糾結與是非；有的解構了現世的種種“烏托邦”；有的專注於女性內心深處的隱秘情感與靈魂訴求；有的將生活現實置於形而上的思考，且和後現代主義的敘述結構結合起來；還有的透過民族歷史變遷和民俗生活的深入把握，再現了民族特點、特質和成長曆程。可以說，在中國今日文壇上，在文化機制多樣化、文化環境寬鬆化、文藝觀念多元化、文學書寫個性化的當下，這批年富力強的作家，已成為推動中國文學全面復興的生力軍。

在中國，文學多種樣態的可能性的實現，20世紀90年代以後是一個重要標誌。如果說在此以前的漫長日子，是一個“教化”的、也是“以觀念支配生活與文學”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