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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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此史可待成追憶（1）

楊匡漢

看到《六十年與六十部》這一書名，有些人可能作出“應景”一類的質疑。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也常常遭到“時評”的譏諷。然而，在實踐的意義上，“文章合為時而著”一直是中國文學的悠久傳統，當代文學屬於運動中的美學，是與時代發展、文學現實緊密聯絡的一門新興學科。它需要以“入世”的姿態進入繁富又變動不居的研究物件，又需要以“跳出”的理路，比所考量的物件站得更高，規避那些亦步亦趨的“跟風”。

六十一甲子，蒼黃一瞬間。新中國六十華誕，其走過文學道路，可謂風雨坎坷；其成就的作家作品，可謂繁星滿天。僅以“時代第一文字”的長篇小說而言，“現代文學”三十年，大約共有2300餘部，能垂之於史的不過二十多部；但到了“當代”，頭十七年是300多部，“*”十年是120餘部，近三十年、尤其是“新世紀”八年來，每年出版都在千部以上，六十年合計總量超過一萬部。如果說，“現代文學”生長出了一叢大樹，那麼，“當代文學”則是一片森林。這片森林，如今已是一個正在和平崛起的民族內在精神力度和強度的縮影之一，更是一個國家文化品格和向上力的重要形態之一。

當年劉勰論楚辭，有道是“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鴻裁固非易言，若可“獵”、“銜”與“拾”，也算是品鑑的高流。在“六十年與六十部”如此少量的限域內，我們僅就歷史的考量、問題的發掘和對作家作品保持距離的評述，粗陳所會，聊備參採，不揣管蠡之微，試言海天之大了。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中國大陸，創造社會主義文學的歷史足音，是由從舊中國跨入新中國的門檻，以及從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文學家們，共同探索並留下腳印的。

中國大陸從50年代起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動，為社會主義建設投放了第一批基石。不瞭解中國國情的異邦人士並不知曉，但親歷中國社會變動的包括文學家在內的人們都不會忘記，這第一批基石是為血與火所染的——在土地革命時期時期犧牲了百萬人，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將士傷亡達130餘萬……先烈們的浩氣，為新中國的誕生留下了不朽，為倖存者揭示了生命的真諦，為後來人高揚起理想的旗幟，自然也激勵著文學家們為國家的新生奉獻熱情和才智。面對一個新的時代，面對社會生活的劇變，面對基本被封鎖的困難環境中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的人民，新中國的文學藝術毫不遲疑地將徘徊在歐羅巴的幽靈，賦之以新的革命與建設的形象。

同20世紀上半葉的文學相比，共和國初期大陸文學之新就新在以宣揚革命熱情和生活理想為主導旋律，其英雄敘事為以往所少有。經歷了從舊到新的歷史滄桑，諮嗟詠歎於民族國家之憂樂，寄懷縱目於河山風景之興替，努力以鏜嗒之聲同時代精神相共鳴，成了中國內地作家普遍性的使命與尋索。在大寫“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熱潮中，一部當代中國大陸新的文學藝術史，以新的農村題材和革命歷史畫卷為兩翼展開藝術想象，以書寫新兒女英雄譜構建文學形象長廊，卓織雄文，氣焰光彩。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壇控制比較嚴格而藝術相對單一的文學時期，仍有一批特殊的文字和敘事，因其承擔文學的使命而獲得的歷史合理性和藝術價值，儘管逝水流年，畢竟成為新中國文學生活的一個刻度，一段文學成長過程中的生命檔案。那些“風景”於今被人們鑲入鏡框裝了起來，紙“泛黃”了，但依然會散發些許溫暖。有價值的作品之於社會的作用，正是幫助人們完成記憶。

前言：此史可待成追憶（2）

毋庸諱言，在推動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文學程序中，由於領導層有時對文化總形勢的錯誤估計和對文學家的不信任感，而導致在指導文學工作時，往往輕視理論、蔑視知識和忽視藝術，把文學視作“階級鬥爭工具”而綁上政治的戰車，動輒發動“高潮”、“運動”，連續出現敗筆。許多作家曾經踩著早春陽光大道舞步，有過熱情奔放、輕盈流暢的歡快，卻也有滿懷真誠卻被誤解的困惑，有受凌辱受折磨的沉痛。在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中，由於“鬥爭哲學”與“庸俗社會學”對文學的僵硬干涉，一批作家的藝術翅膀遭到了折損。為激進主義文化思潮所迷惑，胡風、丁玲、馮雪峰、艾青等被判為“反革命”或“反黨”，一批嶄露頭角而敢於直言的文學才俊，受到了不適當的政治處理。文學界一些人也迷惘起來，逐漸滋生並膨脹了“虔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