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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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成就，但是他卻始終感到沒有實現這個“心約”。他在《關於的通訊》中對郭沫若說： “我的成就是太少了，太淺了”，“越是讀席勒，看席勒，越覺得他的藝術趕上去也不很容易”。1957年，田漢隨團去莫斯科藝術劇院看達拉所娃演席勒的《瑪利·斯丟瓦特》，使田漢感到這位德國劇作家的偉大藝術“還以很大的力量震撼著我們，他的處理鬥爭、突出性格的手法如此的值得我們學習”。而國內掀起的大躍進運動更使田漢豪情滿懷，躍躍欲試。為了實現自己青年時代的願望——成為席勒一樣的作家，田漢決意恢復“荒疏已久”的創作生活。
《關漢卿》的創作與紀念關漢卿的活動有直接關係。1958年，世界和平大會把關漢卿定為世界文化名人，決定當年6月為這位大戲劇家舉行創作活動700週年紀念會。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也是戲劇界的驕傲。身為劇協主席的田漢聽到這個訊息更是激動，因為關漢卿是他景仰的作家。從這年的1月份起，田漢便著手準備在紀念關漢卿大會上的報告，集中閱讀了《元史》、《新元史》、《元曲選》、《馬可·波羅行紀》、《錄鬼簿》 、《中國通史》、《關漢卿戲曲集》等資料，認真研究了關漢卿的劇作，尤其是《竇娥冤》。田漢感到，關漢卿處在那樣黑暗的年代，卻敢於寫竇娥這樣反抗性十分強烈的女子，實在難能可貴。單從竇娥的唱詞中，就可以看到關漢卿“確是個不屈不撓地戰鬥的戲劇家，是個愛憎分明、感情強烈而憤怒的戲劇家。無論讀他的悲劇或是喜劇，都能聽到他對元代統治者和黑暗勢力撞擊的鐵石聲”（《田漢創作側記》）。關漢卿在《不伏老》的曲子中說他“是個蒸不爛煮不熟錘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田漢認為關漢卿確實“是個鐵漢子”，“他那無畏的戰鬥精神，真正達到了奮不顧身的地步”。在中國劇協召開的《關漢卿學術研究座談會》上，田漢作了專題報告，對關漢卿的一生及其作品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關漢卿是中國現實主義戲劇文學傳統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許多作品都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很好的範例”。報告中號召戲劇工作者向關漢卿學習 ，“踏著關漢卿的巨大足跡前進”（《偉大的元代戲劇戰士關漢卿》，《戲劇報》1958年第12期）。對關漢卿的欽佩，使田漢充滿了創作的激情， 遂即萌發了要給關漢卿“寫個戲”的願望。
1958《關漢卿》（4）
《關漢卿》的創作體現了田漢“為民請命”的創作思想。1956年，田漢曾寫過兩篇文章——《必須切實關心並改善藝人的生活》和《為演員的青春請命》，在戲劇界引起很大反響，同時也成了田漢“右傾”思想的“證明”。有人說田漢站到了社會主義的對立面，認為他的“為民請命”是“收買人心”。他們說，藝人應該由黨來管，餓死了不用你管。說田漢“收買人心”是與黨爭奪領導權。1957年6月，中國劇協開始內部整風，田漢便成了內部批判的物件，在“反右”運動中險些被打成右派。然而，田漢的心裡並不認為自己“為民請命”的思想是錯的，所以他在《關漢卿》中仍然在表現關漢卿的“為民請命”。
田漢創作《關漢卿》，從1958年３月初開始構思到寫出初稿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時間雖短，花費的氣力卻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史書上對關漢卿生平事蹟的記述非常少。在《錄鬼簿》這樣記錄當時劇界名人的著作中，關於關漢卿的記述也不過寥寥幾筆，只說他是“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己齋叟”。《析津志》說關漢卿“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為一時之冠”。此外，就只有他的雜劇與散曲。僅就這如此少的材料創作劇本是比較困難的，但田漢不灰心。他認真研讀、考證史料，梳理各種人物關係。為了弄清元朝的政治背景，如政治制度、階級關係、文化政策以及關漢卿的活動和他周圍一些人的情況，田漢先後前往中央戲劇學院和北京大學訪問周貽白和翦伯贊兩位教授，得到他們熱情支援。周貽白借來一部《元典章》給田漢，這本書對了解關漢卿時代的社會狀況很有幫助。書中有一條元朝的反動禁令：“妄撰詞曲、犯上 惡言”者處死。田漢說：“這一條是*裸的反動政策，我這個戲很需要這條法律依據。”（《話劇〈關漢卿〉創作側記》）歷史學家翦伯贊很讚賞田漢以“劇作家寫劇作家”的創作設想，並從《青樓集》裡找出“當時名滿大都”的元代女藝人朱簾秀、賽簾秀等的材料，為田漢解決了《關漢卿》一劇女主角的難題。
1958年3月15日，田漢與秘書黎之彥一起攜帶全部資料前往西山八大處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