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讀的中國帝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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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後，韓一良只得糾彈了幾個已被打倒了的閹黨死老虎交差，崇禎看出他在打馬虎眼，再次令他當著眾臣朗讀那本奏摺，當韓讀到他兩個月收到贈金500兩時，崇禎立即打斷他，厲聲追問這500兩銀子到底是誰送的？韓一良推說記不清了。崇禎龍顏大怒，韓一良的右都僉御史沒做成不說，還差點丟了命。

韓一良事件的結果是，崇禎越來越對整個帝國的文官系統感到不滿，對大臣們的從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懷疑態度，此後，他在用人上總是頗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個人去幹。就像一個勤快的笨蛋總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幹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樣，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專制君主給這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造成的傷害，遠遠要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無所事事的皇帝。

同時，縱觀崇禎一生，他的內心內心深處肯定懷著一種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會對他人的評價特別敏感，有時候簡直就是一種病態。這病態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對於身邊所有人都懷著一種深刻的懷疑和猜忌。皇帝的這種病態心理在他統治後期尤其明顯，往往使得朝臣們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們表現得平庸無能，這當然會讓自以為高明的皇帝十二萬分地看不起，其結果肯定無法得到皇帝的歡心；而表現得精明能幹卻又頗易遭到神經過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於讓他懷疑大臣們是在看不起他，那樣的後果將更為嚴重。

在崇禎朝的17年裡，崇禎一共任用過50位內閣大學士，不論是在明代還是歷朝歷代，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高記錄，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長更換也同樣頻繁，走馬燈似的令人眼花繚亂：他共用過吏部尚書13人，戶部尚書８人，兵部尚書17人，刑部尚書16人，工部尚書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結果換來換去，仍然沒有換出任何一個讓崇禎滿意的官員來。真不知是大明氣數已盡，老天故意不讓賢臣生在當世，還是崇禎皇帝自己的腦袋出了問題。

朝中大臣走馬燈似的換，也許還有些說詞，但崇禎對於前線領兵作戰的高階將領，同樣是懷疑加猜忌，不能不說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後用過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率兵分別同後金以及農民起義軍作戰，但這些人卻幾乎沒有一個得到了善終。不是被崇禎處死就是孤軍被圍而無人過問，最後只得坐守孤城被敵生俘；或者是被逼倉促上陣戰死。

尤其是他冤殺了一代名將袁崇煥。本來明朝是全賴袁崇煥在東北奮力抵抗清軍的。崇禎三年，皇太極想出了一條反間計，說袁崇煥與皇太極有密約，等待時機滅明後分享天下。生性多疑的崇禎帝不辨真假，將袁崇煥逮捕下獄，不久，即據偽證將袁崇煥凌遲處死。袁崇煥死後，東北已無得力大將可用，邊防更危急。

崇禎14年，清兵攻錦州，四月，圍城。明朝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八總兵，13萬人援錦。八月，明軍大敗，洪承疇率殘部入松山。清兵圍松山。次年二月，清兵破松山，浮洪承疇，洪承疇降清。三月，清兵又破錦州，明總兵祖大壽投降。“松錦之役”，明朝東北的主力被消滅，元氣大傷。

崇禎的失誤還在於他在位之際，總是企圖用空洞的儒家道德來約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時期，士大夫雖然滿口仁義道德，道德水準卻驚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聞遐邇的理學大師。即便是為後人所稱道的東林黨人，事實上也不是我們曾經認定的那樣光明磊落，相反，卻往往打著光明磊落的旗號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島詩中所說的那樣：以太陽的名義／黑暗在公開地掠奪。整個社會對於享樂的貪圖，拜金主義的風行，官員的貪婪，軍隊的低能，政治的黑暗與經濟的凋蔽，使整個晚明時期呈現出一幅犬儒主義的百醜圖。大批高階官員為了保證頭上的烏紗，不惜拜宦官魏忠賢為乾爹，將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稱頌其為九千歲，這些事件都深深地說明了我們這個帝國的執政者們到底有多無恥和下作。

當崇禎的道德濟世的理念無法實施，而內憂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時，他認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對亡國之臣有何客氣呢？因此崇禎晚年便帶著一種說不出的陰損刻薄來看待手下的臣子們，“在崇禎執政的最後一兩年裡，他一直處在對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對自己懷疑、自責兩種情緒中。兩種情緒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現為一時對朝臣痛下毒手，一時態度又相當溫和謙虛。這種雙重人格交替呈現的情況不但使得群臣摸不著頭腦，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報復引起進一步的自責，自責刺傷了自尊心，又導致更刻毒的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