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讀的中國帝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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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勿傷百姓一人。”這段話，可以歸結為三層意思，一是“諸臣之誤朕”，再次強調他不是亡國之君，只因他的臣子們皆是亡國之臣，有推卸責任之嫌；二是“無面目見祖宗”，這是真正痛心的事；三是“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這也應是真心話，他畢竟不是一位殘暴之君。有人不忍目睹此慘狀，遂將他葬在了3個月前死去的田貴妃墓中——即現在的思陵。就這樣，明朝的統治覆滅了。

不過怎樣，明朝最後一位皇帝，應該算是一位好皇帝，就是如此下場的，死時不過33歲，令人有些痛心。想來，崇禎在臨死之時一定會不甘心地發問：為什麼我的勵精圖治換來的卻是亡國之悲與自縊之痛？

許多人都把崇禎的失敗歸結於農民起義和盤踞於滿洲的後金勢力，這點不假，它們的確是推動崇禎朝歷史變遷的直接力量，但是，人們也知道，不管多爾袞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氣數已是油盡燈枯了，多爾袞和李自成只不過是壓在駱駝背上的最後兩根稻草罷了。王朝更迭的不可違之命就這樣像抓鬮一樣抓到了崇禎的頭上，他的悲劇命運就在於他不僅無法以一身之軀來阻止社稷顛覆之勢，而且歷史所能給予他的時間和空間也註定他成為不了一位中興之主。

以崇禎的個人素質和勵精圖治的志氣，如果生在和平時期，未嘗不可以忝列於明君之側，因為在和平的年代裡，崇禎個人的性格雖然有著各種弱點，但卻不會是致命的；但他顯然生錯了時代，在那樣一個即將大廈將傾的季世，他的悲劇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勵精圖治只會加快王朝的滅亡。崇禎事實上成了他的祖父萬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儘管他比這兩位親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卻可以在宮中花天酒地過一生，他雖說旰食宵衣，卻免不了背上亡國者的恥辱。

看來，在獨裁和專制的鐵幕體制下，如果一個君主本身性格有著各種致命的弱點，那麼我們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勵精圖治，幻想在他手裡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個花天酒地，窮奢極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圖作聖君的後果強得多。一個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點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為的庸君，雖然不近女色，事事節儉，但他帶來的也許是亡國之痛。

總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時代裡，崇禎的悲劇其實是從這種體制上就決定了的，不管他是勵精圖治也好還是宵衣旰食也罷，最後無論如何也是逃不脫亡命亡國的可悲下場。只不過，這一悲劇的源頭並不在崇禎身上，而是應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當那個作過和尚的朱元璋在遙遠的南京城裡登基時，悲劇的種子就已經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後成熟，並由這位下種的開國之君的子孫後代來品嚐。

1644年，統治276年的大明王朝結束了。本來，紫禁城的主人可能改姓李，但是，同樣是農民出身的李自成，並沒有朱元璋那麼有治國之才，攻下北京後，他和他的部下即驕傲自大，固步自封，腐化墮落，並一再貽誤戰機，加之冒犯吳三桂而使他開啟山海關，引清軍南下，奮戰17年得到的成果拱手讓人，也算慘痛而有益的歷史教訓。

崇禎之死有著不同凡響的意義。他的死，不僅僅在於一個王朝不可逆轉的滅亡，更在於一個可能忽略的事實：隨著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種野蠻落後的孔武粗陋接管一個文明熟透同時也是腐爛的國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嚴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殘，領先世界兩三千年的華夏文明幾乎止住了腳步，開始落後於西方。

清末李鴻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名言為時人之首肯，但這個變局的序幕不是在咸豐、同治之年拉開，而應早在崇禎吊死媒山的1644年。崇禎朝無疑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破產的封建中國與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間的分水嶺，在它之後的中國沒有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迎來的卻是一個既往封建王朝的複製件，而緊隨其後的康乾盛世也不過是給我們演出了一場封建盛世的絕唱而已。

17世紀40年代的世界，東西方先後有兩位君主走向絕境——一個將脖子伸進了樹枝下絲帶吊環裡，另一個將脖子伸進了斷頭臺的鍘刀下。而兩人死後其民族的走向卻是天壤之別。就是在這個年代以後，西方的崛起與東方的沒落明顯加快，我們看到：世界的天平開始失衡……

對崇禎的死，包括不少史學家在內，眾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麼？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結局。雖勵精圖治卻無力迴天，國運已經明顯不行，苦苦支撐仍力不從心，正如他所說：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象。自然，同情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