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與真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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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就如同洋菩薩，到處受到尊敬，辜鴻銘卻對這種崇洋媚外的現象十分反感，他決定不失時機地羞辱白人，以證明中國人才是真正優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電影院看電影，想點著一支一尺長的菸斗，但火柴已經用完。當他認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蘇格蘭人時，他就用菸斗和蓄有長指甲的手指輕輕地敲擊那個蘇格蘭人的光頭，一副傲形於色的樣子，以不容拒絕的口氣說：“請點著它！”那個蘇格蘭人被嚇壞了，以為撞煞，遭遇了中國黑道上的老大。蘇格蘭人自忖開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搗出火柴，抖抖索索地點著辜鴻銘的煙鍋。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團煙霧，同時也吐出了心頭積鬱的那口鳥氣。辜鴻銘在洋人面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於他的機智幽默，某天，辜鴻銘在北京椿樹衚衕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鴻銘辯才無礙，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穩操勝算，也能在東洋人面前棋高一著，即便他面對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樣的高段位選手，他也能贏。中日甲午海戰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居停期間，他與張之洞有過接觸，作為見面禮，辜鴻銘將剛出版不久的英文譯本《論語》送給伊藤。伊藤早有耳聞——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的。”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只好微笑頷首。辜鴻銘殊非當時一些洩洩沓沓計程車大夫所可比擬，他生平喜歡痛罵洋人，反以此見重於洋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裡，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洋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要二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語不驚人死不休（2）

生逢亂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鴻銘那樣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傑，罵遍天下強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語尖酸刻薄，不肯假貸，不留情面。慈禧太后去世後四年，辜鴻銘寫過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愛好》的文章，讚揚慈禧太后“胸懷博大，氣量寬宏，心靈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無可挑剔的人”。但這並不表明，他對慈禧太后就沒有微詞。鄂中萬壽節時，湖廣總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編愛國歌。辜鴻銘對同僚梁星海說，有愛國歌，豈可無愛民歌？梁星海便慫恿他試編一首。辜鴻銘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誦道：“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話音剛落，滿座為之譁然。辜鴻銘對晚清的中興人物，如曾國藩、李鴻章，亦頗有微詞。他認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聞），李之病在固（凡事無所變更）。他還拿張之洞與端方作比較，結論是：“張文襄學問有餘，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為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為真小人。”

近世人物中，辜鴻銘最看不起袁世凱，因此後者捱罵的次數最多，也最為不堪。1907年，張之洞與袁世凱由封疆外任同入軍機，辜鴻銘也做了外務部的員外郎。有一次，袁世凱對駐京德國公使說：“張中堂（張之洞）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辦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處理公務無須學問幫襯。辜氏聽了這話，便以戲謔的語氣嘲笑袁世凱不學無術，他說：“當然，這要看所辦的是什麼事，如果是老媽子倒馬桶，自然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還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到的。”當時，有一種說法眾人皆知：洋人孰貴孰賤，一到中國就可判別，貴種的洋人在中國多年，身材不會走形變樣，賤種的洋人則貪圖便宜，大快朵頤，不用多久，就會腦滿腸肥。辜鴻銘借題發揮，用這個說法痛罵袁世凱：“餘謂袁世凱甲午以前，本鄉曲一窮措無賴也，未幾暴發富貴，身至北洋大臣，於是營造洋樓，廣置姬妾，及解職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