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與真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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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此其一。“渺渺鐘聲出遠方，依依林影萬鴉藏。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破碎山河迎勝利，殘餘歲月送淒涼。柴門松菊何年夢，且認他鄉作故鄉”，此其二。最令人讀之揪心悽絕的是《五十六歲生日三絕》的第一首絕句：“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人間何世，陳寅恪視生日為祭日，視做人為做鬼，給書房取名為“不見為淨之室”，其深心的苦悶分明已經達至極點。抗戰勝利後，機會姍姍來遲，陳寅恪輾轉飛赴英倫，由於最佳治療時機一再被耽誤，他的眼睛再也無法復明。一位盲眼的教授，即使清華大學、嶺南大學給他配備多位助手，治學上的種種不便還是難以全部解決。陳寅恪的平生志願是要寫成一部中國通史，總結中國歷史的教訓，這一願望終於未能達成。陳寅恪晚年與好友吳宓在羊城見面，為詩自嘲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惟剩頌紅妝。”其注意力完全被柳如是和陳端生這兩位才高命薄的奇女子吸引去。“痛哭古人，留贈來者”，最得其心的是柳如是，陳寅恪精搜力探，撰成皇皇八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決意為這位遭“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的才女和美女洗掃煩冤，表彰其遠勝鬚眉的民族氣節和俠義精神。他將自己的居所命名為“寒柳堂”和“金明館”，將自編論文集總稱為《金明館叢稿》，即源出於柳如是感傷身世、題旨為“詠寒柳”的“金明池”一詞，其中有句，“春日釀成秋日雨，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正擊中了陳寅恪內心最脆弱最敏感之處。他是柳如是的異代知己，鍾情思慕，老而彌狂。史學界對陳寅恪晚年放棄正業，一門心思鑽研女性精神世界頗有質疑之聲，還是老友吳宓暗中為之辯護，他在1961年9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此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清閒、風流之行事……”吳宓撇得太清，其實並無必要，豈不聞“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陳寅恪即是“我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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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痛（3）

1962年夏，七十二歲的陳寅恪在家中跌斷右腿骨，因其年老體弱，醫生不敢動手術。蔣天樞建議恩師請上海中醫骨科專家王子平、魏指薪治療，由於母兄皆死於庸醫之手，陳寅恪向來對中醫印象不佳，遂婉言謝絕。腿斷之前，眼雖失明，有家人攙扶，陳寅恪尚可在門前白色甬道散步。腿斷之後，他惟一的戶外運動即告取消，無論住院居家，都等於自囚，老人內心感到更加悽苦寂寞，體質也變得越來越羸弱。1962年，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指示醫院派遣三名護士輪流照顧陳寅恪的飲食起居，並給老人送去牡丹牌電唱機一臺，唱片三十二張，以名伶新谷鶯領銜的廣州京劇團也多次到中山大學演出，聽戲遂成為陳寅恪晚年惟一的娛樂。“文革”之初，電唱機被造反派學生抄走，陳寅恪每日能聽的只剩下掛在院中的高音喇叭，全是紅衛兵的高亢噪聲，聲討和批判“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的愚蠢言詞更令老教授怒不可遏。陳寅恪的工資被削減了，牛奶被斷掉了，他的健康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一代鴻儒，遭此折磨，究竟是誰之罪？！

五、晚年之痛 1954年春，國務院派特使去廣州迎接陳寅恪赴京，就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第二所所長，在別人看來，這是一件亦喜亦榮的好事，家人、朋友都勸他成行，他卻以“貪戀廣州暖和”、“寧居中山大學，康安便適（生活、圖書）”和“從來怕做行政領導工作”為由，不願挪窩。在某些領導看來，陳寅恪這般矜持，顯然是不識抬舉。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運動開鑼，陳寅恪首當其衝，遭到攻擊，在政治排隊中，也被列為“中右”。他一怒之下，不再授課，從此潛心著述。1959年，###長周揚在廣州探訪了陳寅恪，儘管他沒把那句“政治先行，學術跟上”的口頭禪掛在嘴上，兩人的交談仍然欠缺愉快。後來，周揚在一次大會上提及自己與老教授的“正面交鋒”：我與陳寅恪談過話，歷史家，有點怪，國民黨把他當國寶，曾用飛機接他走。記憶力驚人，書熟悉得不得了，隨便講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按，這是周揚記憶偶誤，錯父為子）。1959年我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係。他說1958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