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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有詞語的解釋，有典故的介紹，有成語的運用，又蘊含著封建社會為人處世的道理。採用對仗的聯語形式，不僅有助於記憶，也有助於學習吟詩作賦。
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語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車之鑑、坐井觀天、兼聽則明、口蜜腹劍、物極必反等等，在毛澤東的文章講話和詩詞中都可以找到。
延安大生產運動時，毛澤東提出“耕三餘一”的口號，這在《幼學》中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幾遇荒有備”。“泥丸可以封函關”中的“泥丸”出現在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中……“烏蒙磅礴走泥丸”。而“吳剛伐月中之桂”的神話典故，則出現在毛澤東的詞作《蝶戀花·答李淑一》中：“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對《增廣賢文》毛澤東也是熟悉的。“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後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等等，這些話或見於毛澤東的文章著述，或常出現於他的口頭談話中。 。 想看書來
第二章 毛澤東與四書五經（3）
總之，毛澤東對“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讀枯燥難懂的儒家經典是非常反感的，但也正是這六年，使他學會了閱讀、寫文章，給他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功底。
毛澤東對《論語》爛熟於胸
今日中國，隨著于丹教授《于丹〈論語〉心得》在大江南北的一紙風行，街頭巷尾，男女老幼，大有“開口便談《論語》”的勢頭。
儒家經典是國學的核心。儒家經典，按通常的說法，就是四書五經。而《論語》是四書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萬來字的《論語》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中國舊時代，在長達兩千年的時期裡，《論語》被指定為士子科舉考試的“必考教材”，所以舊時代讀書人從很小時就開始攻讀背誦《論語》。
毛澤東出生時，正是清朝末年，那時科舉還沒有廢除。他從8歲時開始，每天讀的就是以《論語》為主的儒家經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較而言，可以說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是“很早”就接觸了“國學經典”，自然他的國學基礎是非常深厚的了。
《論語》是一部記錄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彙編作品。因為這部核心的國學經典中，記錄有孔子逝世後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的言行，所以其編撰者不可能是孔夫子。
那麼，《論語》的編撰者到底是誰呢？歷來有多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泛指孔子門人為編纂者。《漢書·藝文志》中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這是最早論及《論語》之編撰者的記載。
第二種說法認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東漢鄭玄說：“《論語》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第三種說法認為是子夏等人所撰。《論語崇爵讖》：“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
第四種說法認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持此議者為唐代大文學家柳宗元。他在《論語辯》中說：“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
第五種說法認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北宋理學家程頤說：“《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閔子弟子所撰。宋永享以《論語》對閔子稱字不稱名，認為《論語》出於閔氏弟子。
以上幾種說法中，第四、五說常為近世學者所採納。如當代國學大師、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先生認為《論語》“是有若、曾參的門人編纂的”。著名學者楊伯峻認為“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寫”之說“很有道理”。
還有些學者認為《論語》既非一人所記，亦非一時輯成，在諸說理由並不充足的情況下，《論語》編撰者還是不具體確指為妥。
《論語》作為孔子言論之彙編，雖非一人所記，也非一時所成，但總體上能呈現孔子“一以貫之”的思想體系。
現代著名學者朱自清先生說：“《論語》是孔子弟子們記的。這部書不但顯示一個偉大的人格……孔子，並且讓讀者學習許多做學問做人的節目：如‘君子’、‘仁’、‘忠恕’等，如‘時習’、‘闕疑’、‘好古’、‘隅反’、‘擇善’、‘困學’等，都是可以終身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