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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持久戰》中論述“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優勢和主動”的問題時,毛澤東引用了《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所記載的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戰中不肯在楚軍半渡時而擊,結果被楚軍打敗的錯誤來說明。他指出:
在這個給敵以錯覺和給敵以不意以便戰而勝之的戰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闡明出其不意、戰而勝之的用兵之道。
總之,毛澤東是把《左傳》當做歷史來讀的,他從中汲取了極為豐富的養分。《左傳》對古代戰爭的描寫,對春秋時期政治事件的記述,對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很大影響。
毛澤東最鍾愛的經典……《詩經》
《詩經》是少年毛澤東在私塾裡的必讀教材。儒家五經之一,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奇葩的《詩經》,是其終生所鍾愛的典籍。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二章 毛澤東與四書五經(20)
《詩經》共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稱“詩三百”、“詩三百篇”。《詩經》所收之詩,是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年間的作品,從地域範圍看,基本是處於黃河流域,大體相當於今陝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南、河北及湖北北部地區。
司馬遷說,古詩三千多首,孔子刪削保留了三百篇,對於此說,學術界的意見歷來不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孔子對《詩經》進行過整理加工。孔子在《論語·子罕》篇中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當時教學,《詩經》是基礎課,而且可能與實踐相結合。正是孔子的教學活動,才使“詩三百”得以流傳,漢代所謂“三家詩”的出現,便與這種教學模式有關。因此,孔子對於《詩經》的儲存和流傳功勞巨大。
《詩經》還有“六義”、“四始”、“四家詩”之說。
“六義”指風、雅、頌、賦、比、興。一般認為,風、雅、頌是按照音樂的不同而分類的。“風”是地方的音樂,“雅”是卿大夫宴會或社交禮儀上的貴族音樂,“頌”是宗廟祭祀之樂。賦、比、興是三種不同的表現手法。“賦”是敘事與描寫,即所謂的“鋪陳其事”,“比”就是打比方,“興”是“先言他事以引起所詠之詞”,即先說別的事物藉此引出要說的事來。
所謂“四始”,是指《詩經》四體中的開始之篇,即《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
《詩經》在先秦時稱“詩”或“詩三百”。漢朝時,傳詩者分齊、魯、韓、毛四家,均出自子夏,而子夏為孔子得意弟子之一。前三家為今文《詩經》,毛詩晚出,為古文《詩經》。到東漢時,毛詩盛而前三家衰。流傳至今最完整者便是毛詩。
毛澤東從少年時期到考入長沙的湖南省立師範學校,《詩經》一直是他喜歡閱讀的古典文學作品。
1913年,毛澤東在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就讀時,在他的《講堂錄》裡,就記載了這樣的句子:
農事不理則不知稼穡之艱難,休其蠶織則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風》陳述王業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評衣食二字。
1915年秋天,毛澤東在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向長沙各重要學校發出200多字的《徵友啟事》,其結尾處所引用的便是《詩經·小雅·伐木》中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兩句詩。
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致周世釗信中說:
像吾等長日在外未能略盡奉養之力的人,尤其發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痛。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詩經·小雅·蓼莪》裡的句子,毛澤東引用這兩句貼切地表達了自己為尋求救國救民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邊盡孝的歉疚之情。
毛澤東不僅誦讀《詩經》原作,還十分留心歷代注家對原作的解釋。在1973年7月17日會見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時,毛澤東曾說過這樣的話:《詩經》,是2000多年以前的詩歌,後來做註釋,時代已經變了,意義已不一樣。這或許是“詩無達詁”的意思吧!但毛澤東對於《詩經》的種種解釋是有自己的特定見解的。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中,對《詩經》有一番評述:
司馬遷對《詩經》品評很高,說詩三百篇皆古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