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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止觀”。自從鳩摩羅什譯出《禪法要解》後,禪學便成了一種專業。而禪宗在中國的興盛,卻是與慧能的變革分不開的,他的變革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種種客觀要求和束縛,完全走向主觀,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把成佛的條件定得很寬鬆;二是用大眾化的語言來傳播佛教。
禪宗六祖慧能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年),小時家境貧寒,皈依佛門後,一直是雜役僧,幹些舂米的活兒。年老的禪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眾僧作法偈,意在從中體會各僧的根基悟性。門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間在壁上作了一首,眾僧都叫好,就是毛澤東對林克背誦的第一首。但弘忍似乎不大滿意,說他只到門前,還未入得門來,讓他重作。
神秀苦想數日,作不出新偈。於是,不識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請人代寫了一首,就是毛澤東給林克講解的第二首。弘忍聽後很賞識,就定慧能為傳人,把衣缽授給了他,並讓他速回廣東新興縣老家。慧能遂為禪宗六祖。
《六祖壇經》,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據慧能的談話集錄的一部典籍,又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其中記述了禪宗六祖一生得法傳寶的事蹟和他啟導門徒的言教。其宗旨,不外“淨心”、“自悟”四字。
淨心,即心絕妄念,不染塵勞;自悟,即一切皆空,無有煩惱。能淨能悟,便可頓時成佛。於是,有人用“見性成佛”來概括《六祖壇經》的主旨。“性”就是眾生本來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見”大體就是“自悟”,並且往往是“頓悟”,所以說,“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因為,“萬法盡在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
毛澤東認為,慧能的思想動搖了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禪宗徒眾,敢於說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稱為佛了。這樣,原來天竺各宗派所虛構的高不可攀的佛,變成了舉目可見的平常人。《金剛經》裡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慧能回南方傳播的禪宗南宗,就是要盡力掃“相”,佛即“諸相”之一;掃相必然要掃佛。所以攻擊南禪的宗派,說他們“喝祖罵佛”。
應該說,六祖慧能敢於否定經典偶像和成規,勇於創新,以及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的特點,與毛澤東追求變革,把*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並使之中國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無相通之處。對此,毛澤東在晚年曾有過直接的表述。
1975年6月,在會見一位國外共產黨領導人時,毛澤東特別強調: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照抄中國。接著,他便以佛教為例說:鳩摩羅什說,“學我者病”,他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條。中國有個學者叫嚴復,他引了鳩摩羅什的話,在他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上面說的。
第五章 毛澤東說佛教談佛經(8)
“《金剛經》值得一讀”
1961年,毛澤東同班禪大師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談話。
談話過程中,毛澤東饒有興致地問班禪大師:“西藏是大乘,還是小乘?”
班禪說:“我們學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礎,也懂得小乘。”
毛澤東問:“釋迦牟尼講的是大乘嗎?”
班禪說:“釋迦牟尼講經分三個時期,早期和晚期講小乘,中期講大乘。”
毛澤東又問:“《蓮花經》和《金剛經》在藏文的經典中都有嗎?釋迦牟尼著的經典比孔夫子的書還多吧?”
班禪說:“西藏有《金剛經》,是從梵文譯成藏文的,釋迦牟尼的經書很多。”
毛澤東說:“《金剛經》,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學,有機會你給我講講吧!”
《金剛經》是中國人比較熟悉的佛教經典,全稱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又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稱為《金剛經》。
如此拗口的經名到底有什麼深刻的含義呢?
“般若”,是梵文praj■ā的音譯,意為“智慧”,然而這種智慧不是普通人類的智慧,而是指只有佛才具有的、無所不知、圓融無礙的大智慧,所以這個名詞只能音譯。
“波羅蜜多”,是梵文pāramitā的音譯,意為“到彼岸”,即到達涅盤解脫的彼岸的意思。
“金剛”,金中之精堅者也,百鍊不銷,能斷萬物,以此比喻以大智慧斷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