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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所作。
《中庸》講：“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中庸》認為，作為道德修養境界的“誠”是天賦予人的，努力追求“誠”是人生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須做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便成為修養的方法和過程。透過博學深思，增廣知識，提高素養，以達到理想的道德境界。
《中庸》所倡言的這一修身治學之道，對於正在尋求濟民救世之真理的毛澤東來說，自然有很大的啟迪意義，因此深受毛澤東的推崇。
由於毛澤東對博學之於心性修養和治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體認和理解，因此，博覽群書、廣泛涉獵、精進不已便成為青年時期毛澤東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從國學到西學，從歷史典籍到新潮學術，從人文、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毛澤東幾乎都有所涉獵。正如他與黎錦熙的信中所說：
我對於學問，尚無專究某一種的意思，想用輻射線的辦法，門門涉獵一下，頗覺常識不具，難語專攻，集攏常識，加以條貫，便易達到深湛。
在治學的過程中堅持博學的方法，不僅體現了青年毛澤東求知的特點，而且貫穿於毛澤東終生的讀書生活。後來，無論是兵馬倥傯的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年代，以至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裡，博覽群書一直是毛澤東的興趣所在，也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
《中庸》承續孟子一脈，吸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蘊，從內在心性切入，構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觀。《中庸》首章開宗明義：“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把“人性”提升到“天命”的高度，把人與天聯結起來，提出人性來源於天命，所以普遍必然地具有先驗的善；發揚固有的善的人性就是道；發奮修養以自覺意識到道的存在以及自己時時在行道，就是教，即教育和教化。由此，《中庸》便賦予作為儒學出發點、立足地的“修身”以世界觀的形而上基石，使儒家的道德實踐得以有本體論的闡說。接著，它又強調了道與人生的關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這就是說，人生一刻也離不開道，人們時時刻刻都在行道，道與人生有著極密切的關係。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奧，但其實是有其具體內容的。《中庸》說：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裡所謂“達道”，即是封建社會中的五種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即所謂“五倫”。而所謂“達德”，即指封建社會中的個人道德品質。就是說，道的內容就是按照倫理準則處理好五種社會倫常關係。而要處理好這五種關係，則須具備知、仁、勇三種優良品質和道德修養。
對於《中庸》中宣揚的這些“道”、“德”觀，延安時期的毛澤東曾以*主義的立場，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 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二章 毛澤東與四書五經（29）
對於《中庸》中的“三達德”，毛澤東曾給予了入木三分的批判。1939年2月20日，毛澤東針對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書，在致張聞天的信中說：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於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於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於大眾的；勇於壓迫人民，勇於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於為人民服務的。知仁勇被稱為“三達德”，是歷來的糊塗觀念，知是理論，是思想，是計劃，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論、政策等見之實踐時候應取的一二種態度，仁像現在說的“親愛團結”，勇像現在說的“克服困難”（現在我們說親愛團結，克服困難，都是唯物論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則一概是主觀的），但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態度如像“忠實”，如果做事不忠實，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還有仁義對舉，“義者事之宜”，可說是“知”的範疇內事，而“仁”不過是實踐時的態度之一，卻放在“義”之上，成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後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塗，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孔子的這類道德範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①
《中庸》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個道德範疇，“過猶不及”是對它的具體解釋之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