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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的困惑,難道一定要用戰爭的方式?不能用其他的方式?
柏楊:這個認同問題……哎,除了“武力”,還有“時間”,時間可以培養出認同感。無論是多麼強大的國家或多麼衰弱的國家,比較起來,個人都非常脆弱。當狂風暴雨來臨的時候,自己沒辦法來抵抗。從歷史觀點來看,人生大多時間處於無可奈何之境,所以每個人都必須掙扎、爭取。
問:人結合成社會,脆弱的個體跟體制對決,在這個既定的基礎上,是不是可以給有權勢的人一些忠告?
柏楊:有權勢的人必須小心謹慎地使用他的權勢,任何權勢都有極限,即令是大獨裁者或山窩裡的土匪。使用權勢,好像把一個巨大的石頭從山上踢下來,他有能力下腳,但石頭既經滾動,他就沒有能力收回,包括踢石頭的權勢頭目,他也收不回。如果他輕易下腳,他就逃不脫懲罰。
問: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戰後嚐到苦果。戰時他們的作家或文化人,雖然無法挽回大局,但總也出來講過話。您覺得作家面臨這種情形時需不需要挺身發言?
柏楊:我覺得應該挺身而出,這非常重要,因為這就是人類才有的道德勇氣。無論壓力多麼大,有聲音比沒有聲音好,有聲音可能改變現實,假使沒有聲音,就永遠不可能改變什麼。
問:臺灣經濟發展快速,但經濟發展和文化的進步好像有落差,如何趕上或提升?
柏楊:經濟發展而文化跟不上的社會,隨時都會崩潰。我們的社會忽然暴富,大家都有錢,而且不曉得錢從哪裡來。沒有把錢用在再生產,或用在文化活動上,而全浪費在色情和暴力上,經濟繁榮就會很快過去。好比股票的狂飆,六合彩的泛濫,大家都去賭了,誰來生產?沒有生產,就不能使我們的科技提升。只好全靠運氣,原來大家都勤奮,現在大家都不勤奮了,立國之道在哪裡?這是很可怕的現象。羅馬帝國衰亡的時候,大家追求享樂而不追求建設,過一天算一天;在窮困的社會中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個富裕的社會,就是黃燈,經濟的成長如果沒有文化輔佐,不能把人民素質提高的話,我們不過是一群穿花戴綠的動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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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在這裡生根(2)
問:談一談您的文學觀或文化觀吧!
柏楊:假如作家對社會不存有愛心的話,文學作品就不過是一篇空話。作家應與社會息息相關,即使在形式上看起來無關,但它的精神應該與社會結合。譬如愛心、同情心、抗暴精神……這些都能夠透過文學作品表達。
問:做為一個作家,有沒有提供社會大眾優質文化的責任?怎麼去提供?
柏楊:應該有這個責任。如果作家不提供,靠誰提供?假使作家像普通暴發戶一樣,也腐蝕社會,社會腐蝕得將更快更爛。
問:最近有作家提倡後現代主義。在歐美特別是工藝上有所謂後現代主義,引進到臺灣來,但在臺灣的現實基礎上,文化狀況與整個經濟發展並不很平均,民眾的生活基礎還沒達到後工業的狀態,在文化上來提倡後現代主義,您對這種現象有何看法?
柏楊:提倡就提倡嘛,提倡什麼主義都沒有關係!本來,主義或學派都是圖書館裡或書桌上的東西,對一個創作者而言,誰管什麼主義?中國人習慣接受外國的各種主義,我想不過是突出自己的學問很大而已,對社會有影響嗎?對作家有影響嗎?我認為沒有。後現代是什麼,我也不知道,照樣在寫作。我認為:作家不必去管什麼主義,而只應管自己寫作!
問:請您陳述十年來社會的變遷和展望?
柏楊:臺灣十年來變遷太大了!不僅在臺灣島是空前的,就是全亞洲來講也是空前的。第一政治上的變化,臺灣從來沒有過民主政治,現在,民主政治在臺灣開始實現。雖然離西方標準還早得很,但我覺得很滿意,它終於邁出了腳步。不怕慢,就怕站;如果站,五千年還是一樣。第二是經濟的繁榮、物質的豐富,也是五千年沒有的。歷史上的所謂豐年,不過是家家有酒喝而已,從沒有像現在這麼豐富過。問題是,硬體的變化大,高樓大廈、汽車、火車、飛機、馬路建設,都很進步,但是軟體的東西進步非常慢,一直不能適應時代。每一個人成了暴發戶,不過是野蠻人穿上漂亮的衣服而已,一舉一動不像是文明人,不像是有文化的人。錢多以後沒有把它轉變成文化力量,卻轉變成腐蝕社會的破壞力量。工廠、商行賺錢必須再投資,錢才有意義。不投資,把錢拿走,工廠就要垮。在文化層面也是一樣,經濟繁榮的收入不能投資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