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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集”就風消雲散了。
郭衣洞在“春臺小集”的時候，我們可真年輕呀！那時我們從大陸到臺灣不久，在生活上各人有各人的問題，在創作中都在各自摸索；有的人甚至在感情生活中也在摸索，郭衣洞就是處於那種狀態。他那時，常常靈光閃閃，嬉笑怒罵之中，一針見血，逗人大笑，卻又叫人悲哀。我是站著遠遠地欣賞他。三十年後在愛荷華，我才在柏楊身上認識了郭衣洞。他離開“春臺小集”，原來是因為他離了婚，離開了救國團，以為我們會對他有意見。“衣洞，我不會！”我說。“你是為了愛情嘛！”我看到他身旁微笑不語的詩人妻子張香華，才想起他以前那次為愛情而“身敗名裂”的婚姻，早已因他坐牢而破裂了，但他終於碰上了香華——衣洞晚來的幸福。
“衣洞，我真為你高興，你有了香華！”
“我也為你高興，你有了安格爾！我們的晚運都很好。”
“衣洞，我以前沒想到你會如此偉大！”
我們大笑，兩人都有了斑斑點點的白髮。
爐邊漫談（2）
也是在三十年後，在愛荷華，我知道了衣洞的身世。他1920年出生在河南開封一箇中等家庭，乳名小獅兒，一歲多母親就去世，受繼母虐待，他還以為她是親生母親呢。兄弟姊妹每天早上總吃個荷包蛋，他可沒蛋吃，站在一旁，心裡很難過，不懂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沒有荷包蛋吃。到了十幾歲，他才知道自己母親早死了。母親是什麼樣子，他不知道，甚至不知道自己正確的生日是哪一天。北方的冬天，小獅兒的手凍裂凍爛了，也沒人管。父親在外地工作，回家發現他滿身被繼母打的傷痕，把他帶到祖居河南輝縣。他在當地一個學校讀書，老師很兇，時常體罰學生。他算術本來不錯，結果他的一點算術頭腦，就給老師打壞了。
小獅兒考取輝縣私立百泉中學，學校規定學生星期天也留在學校，不能外出。小獅兒偏在星期天溜回家。有一個星期天，老師發現了。小獅兒和老師爭辯；老師動手打他，把他拉到校長室去。他抗議老師打人，校長威脅著要叫警察。他拔腿飛跑，這一跑就再也不回去了——被開除了。
小獅兒回到開封，父親罵了他一頓。他考上當地最好的一所高中。念高二時，抗戰爆發，他停學從軍。後來進了四川三臺的國立東北大學，1946年畢業——抗戰已勝利，他也到了東北。
衣洞1949年從大陸到臺灣；1968年因文字惹禍，被囚於火燒島；1977年釋放。他把生日訂為三月七日——他入獄的日子。
柏楊已出版小說、雜文、詩、報導文學、歷史著作等五十幾本書。柏楊在臺灣，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鐵窗。就是在獄中，他也寫作，完成了《中國人史綱》《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和《中國歷史年表》。出獄之後，他繼續寫作，主要是將《資治通鑑》譯成現代語文，並加評語，成為《柏楊版資治通鑑》。
柏楊以六十年代的雜文而名滿天下。他開始寫雜文的時候，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時期，絕於文友以及他們的文章。1964年我到愛荷華後，才在臺灣報刊上看到柏楊雜文，潑辣尖銳，揮灑自如，縱而有時略欠嚴肅，但主題總離不了人權和人道——二十世紀兩大問題。柏楊是誰呢？柏楊雜文，似曾相識，雜文中的“悲”和“憤”，早已在郭衣洞五十年代的小說中萌芽。原來柏楊就是郭衣洞！我十分後悔在臺灣時沒有多認識他，但十分高興衣洞“化”成了柏楊。
柏楊說：“選擇雜文這一文學形式，是因為現代時空觀念，對速度的要求很高，而在文學領域中，雜文是最能符合這個要求的。它距離近，面對面，接觸快，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不像小說、詩歌，必須經過縝密的藝術加工，把要反映的事象加以濃縮，它的價值和影響力，需要頗長的時間才能肯定。”
郭衣洞小說和柏楊雜文，不僅在形式上不同，所提出的問題也不同。小說所反映的是五十年代在臺灣的中國人，因為戰亂和貧窮而演出的悲劇；雜文所批評的是中國幾千年的“醬缸文化”所造成的人性的弱點，有較強的歷史感和普遍性。柏楊終於寫歷史、譯歷史——這一發展是必然的。郭衣洞小說和柏楊雜文有一個共同點：在冷嘲熱諷之中，蘊藏著深厚的“愛”和“情”。他大半輩子，就是個“情”字——親情、友情、愛情、人情、愛國之情；他就為那個“情”字痛苦、快樂、憤怒、悲哀、絕望、希望……甚至在獄中，柏楊也充滿了悲天憫人之“情”。他在獄中寫給女兒佳佳的信，就洋溢著那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