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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的堅地上，更長不出鮮花，軟體文化是土壤。
問：能不能舉些具體例子？
柏楊：斑馬線是硬體文化，遵守交通秩序是軟體文化。憲法條文是硬體文化，恪遵憲法是軟體文化。工廠機器是硬體文化，管理方法是軟體文化。學校是硬體文化，師資和學習精神是軟體文化。高樓大廈連苑起是硬體文化，保持清潔是軟體文化。抽水馬桶是硬體文化，擦屁股用什麼紙是軟體文化。美麗動人的口號文章是硬體文化，待人接物和內心裡真正的想法和觀念是軟體文化。鐵甲船、大炮是硬體文化，作戰精神是軟體文化。法律是硬體文化，法治是軟體文化。錄影機是硬體文化，錄影帶上的情節是軟體文化。如果錄影機是世界第一流的錄影機，放映出來的卻是歌頌陰狠毒辣、忘恩負義、夫妻相殘的影片，那可是硬體文化越現代化，人民越慘。
問：你用現代語言翻譯的《柏楊版資治通鑑》已在美國學術界引起肯定性的反應，有些人惋惜再看不到你的雜文，你是不是可以說幾句安慰這些讀者的話。
柏楊：非常感謝喜愛我雜文的朋友，從前沒有人（或者是很少人）寫雜文，我便做這件事。現在很多人都在寫，我覺得我應該再一次改變航道。因為我比年輕時成熟，比年輕時心智成長。當我寫了許多年的雜文之後，我覺悟到，我們的文化中，一定隱藏著一些病毒，我決心把這病毒找出來，像醫生一樣，要對病人做切片檢查，然後徹底根治。
問：你從什麼地方尋找病源？
柏楊：從歷史。這就是我放棄雜文，從事歷史寫作，從《中國人史綱》到《柏楊版資治通鑑》的第一個原因。其次，一箇中國人，或者一個研究中國歷史的外國人，想要了解中國歷史，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沒有人看完《二十五史》。所以我要寫一部簡單、明瞭、文字通暢，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史書，這就是《中國人史綱》。而《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史，一部內容豐富的史書，每一個研究中國政治、中國權力運轉、中國文化的人，都必須讀《資治通鑑》。問題是文言文艱深，一般人看不懂。我當然也看不懂，所以我有使我自己看懂，也使任何一個人也看懂的責任。
問：你有沒有找到徹底根治病毒的藥方？
柏楊：找到了，即是人人皆知的人權、法治、民主、自由。
1984年10月於美國愛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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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邊漫談（1）
執筆者聶華苓女士
文載1985年6月香港《九十年代》雜誌
一、郭衣洞和柏楊
一直到現在，三十年了吧，我還是叫他郭衣洞，叫不出柏楊。
五十年代初期，正是我在臺灣主編《自由中國》文藝版的時候，一位署名郭衣洞的作者，投來一篇小說《幸運的石頭》。我們立刻就關注起來了。《自由中國》的文藝版常出現冷門作家，我們著重的，是主題、語言、形式的創造性——縱令是不成熟的藝術創造，也比名家陳腔濫調的八股好。郭衣洞那時大概開始寫小說不久吧，可說是冷門作家。但他的小說已具有柏楊的特殊風格，嬉怒笑罵之中，隱含深厚的悲天憫人情操。
臺灣五十年代的“文化沙漠”的確寂寞，為《自由中國》文藝版寫稿的一小撮作家，常常聚在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後來由周棄子先生髮起，乾脆每月聚會一次，稱為“春臺小集”。
“春臺小集”這個名稱和我與彭歌有點兒關係。我們的生日都在正月，好像也是同年。我們三十歲那年，周先生預先邀了十幾位文友，在臺北中山北路美而廉，為我與彭歌來了一個意外的慶生會。從此，我們就每月“春臺小集”一次，或在最便宜的小餐館，或在某位文友家裡。琦君散文寫得很好，也做得一手好菜。她的杭州“蝴蝶魚”，教人想起就口饞。輪到她召集“春臺小集”，我們就到她臺北杭州南路溫暖的小屋中去“鬧”一陣子，大吃一頓她精緻的菜餚。“春臺小集”也幾經滄桑。最初參加的人除了周棄子、彭歌、琦君與我之外，還有郭衣洞、林海音、郭嗣汾、司馬桑敦、王敬羲、公孫闠、歸人。後來郭衣洞突然放棄了我們；司馬桑敦去了日本；王敬羲回了香港。夏濟安、劉守宜、吳魯芹創辦了《文學雜誌》，“春臺小集”就由劉守宜“包”了，每個月到他家聚會一次。我們也就成了《文學雜誌》的撰稿人。記得彭歌的《落月》是在《自由中國》連載的；夏濟安對《落月》的評論是在《文學雜誌》發表的。後來夏道平也參加了“春臺小集”。1960年，《自由中國》被封，雷震先生被捕，“春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