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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好古那麼熱衷於和日本建立“友好邦交”並不是因為後世老一輩無產階級外交家開創的中日世代友好邦交的影響，而是大宋國內政治和經濟的需要使然。
大宋因為軍事上比較挫，從立國至今，都沒有牛逼的時候。所以外交路線一直是比較務實的，奉行“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的靈活外交原則。並不總是以天朝上國自居——其實本來也不是，契丹才是天朝上國，不但對外（主要對西方）宣稱是中華，而且還效仿漢唐整出一堆附屬國！
而大宋這邊，勉強算得上藩屬的，現在也就是西夏、大理、交趾、占城那麼幾個。至於日本國，情況就比較奇怪了。明明對藩屬國不那麼熱衷的大宋，卻一直有將日本變成藩屬國的慾望。特別是神宗和徽宗這兩個“聖君”，更是明文催促日本來朝。
當然了，催促也是沒有用的……日本人自己也以天朝上國自居！他們的官家還稱“天皇”，天上的皇帝啊！比大宋的皇帝還牛逼！怎麼可能向大宋稱臣？這事兒別說門了，窗戶都沒有。
不過……武好古是奸臣嘛！既然是奸臣，就要矇蔽聖聽了。明知道不可能讓日本天皇認大宋皇帝這個主子，他也得宣稱可以透過“傳教”把小日本哄成屬國。
為什麼要怎麼做呢？自然是有好處的，好處就是可以讓雲臺學宮代替明州府，成為中日兩國邦交的對口單位。
此時中日兩國有邦交嗎？
其實是有的！
因為宋朝的外交權力並不集中在朝廷，當時的通法是大事上奏中央由樞密院處理，小事路州自行移牒栽量。即中央賦予邊境州官一定的外事自主權。久而久之，形成定勢。而且還有慣例形成的外交對口單位，比如河北東路雄州對應遼涿州，河東路代州對應遼朔州。永興軍路延州對應西夏宥州。而這個政策又延續至海外諸國，京東西路密州對應高麗，兩浙路明州對應日本，後在神宗年間添設高麗司。福建路泉州對應占城，真臘，大食南海西洋諸邦。
這種地方主導的外交形式被稱為牒狀外交，也是宋代中國和日本唯一的官方外交方式。
不過中日兩國的官方牒狀次數很少，有史料記載的僅有十四份國牒，其中九份是大宋送往日本的國牒，五份是日本送往大宋的國牒。
也就是說，明州州衙並不是個合格的外交機構，恐怕大部分知明州事的官僚都不知道自己肩負和日本邦交的使命。而且在日本國自己的史料記載中，曾經出現過“賜日本國王”和“送日本太政大臣”的內容——既然可以對日本太政大臣用“送”，為什麼還要對日本天皇用“賜”呢？
完全是不懂外交的官員在瞎胡鬧嘛！
“崇道，你想讓雲臺學宮代替明州州衙，成為對日本國外交的衙門？”
蘇東坡居然知道明州州衙有個對日邦交的工作，他也猜到了武好古的心思——武好古就是想把對日本牒狀外交的權力拿下！而且他還想在將來拿下對高麗國、占城國、真臘國、爪哇國、三佛齊國、天竺諸邦國還有大食等西方諸國的牒狀外交權力！
不過首先要拿下的，還是對日本國太宰府（這是日本朝廷設立的一個外交通商機構）的牒狀外交權。
以後不再是明州州衙移牒日本國太宰府，而是由雲臺學宮移牒日本國太宰府。
也只有這樣，雲臺學宮才能有效展開對日佈道傳教的活動——先得在書信上哄哄人家不是？怎麼都得管白河院叫聲“法皇”吧？“天皇”和“上皇”是不能叫的，但是“法皇”有點模稜兩可，有點像佛教“法王”，是個大和尚的宗教稱號。
當然書信的抬頭也不能用“賜”或者“敕”這樣扎眼的字兒了，這種便宜沒啥好佔的，也佔不了。
“老師，”武好古笑道，“雲臺學宮如果不能移牒日本國太宰府，我們怎麼和日本國掌權的法皇直接接觸？沒有日本國法皇的同意，我們又如何在日本國的平安京、博多港、難波等地開設書院？”
“日本法皇？”黃庭堅插話問，“日本國的官家怎麼叫這個名號？聽著有點像和尚。”
“不是有點像，”米友仁笑著解釋道，“人家就是個和尚。”
“甚？”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笑了起來，“和尚怎麼做了官家的？”
“不是和尚做官家，”米友仁道，“而是日本國的官家做了和尚……不過大權還是掌握著的。”
“元暉，”蘇東坡奇怪地問，“你怎知道的？”
一旁的米友仁替武好古解釋說：“老師的一個朋友，大相國寺的高僧臨政大師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