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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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壞。再一天，我的熱退了。醫生下午還來試了一次表，證明已經沒有發燒，於是看守人員就來通知我出院。我想原說把我的腳治好，現在我的腳並沒有治好，而且重感冒，腿還在痛。我在醫院名義上住了五個月，但有近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還多的時間住在院外。有一次開刀後不到一個星期，線都未拆，就拿我出去鬥。當時我要求至少要拆了線。看守高聲說，醫生講可以，你說那些幹啥？我又說，這太殘酷。看守自然更不滿意，又大聲吼叫了一通。

出院後又審問，叫我交代歷史問題，要我寫書面材料。我即寫了，除了說明我的認識外，我申明我再沒有什麼問題可交代。

出院後我的腿大痛起來，一動作特別是上下汽車時痛得忍不住，晚上痛得睡不著覺。不僅不能向左側臥，也不能仰臥，只能勉強向右躺，整個晚上連翻身也不行。去廁所也成了問題。我自己買了一個熱水袋，每天熱敷幾次，面板都燙黑了，還是一點效果都沒有。以後隊土的醫生要我自買了一些四環素吃，說吃了就好了。我買了60粒，吃了十天，仍然無效。不久發現腿腫了，送我到附近一個部隊的醫院去拍了幾張愛克斯光片子，大概就發現了是骨折。

11月中旬或下旬，又送我上301醫院，一檢查是嚴重的骨折。兩個醫生似乎還發生了點爭論。一個說上次出院時檢查可能馬虎了。一個說，上次確未發現。告訴我：先要減少疼痛，而且避免接骨開刀採取牽引治療。他們把我放在一個特製的床上，把腿牽了起來，腳上吊著一塊幾公斤的鐵砣，而且要逐漸加重。因此左腿上的傷口又腫又痛。有時忍不住打一針止痛針。腿牽引起來後，實際上已將人固定在床上，除睡覺外只能用兩床被子墊著背坐著。說是要牽引十來個星期再看要不要開刀接骨。可是隻牽引了一個星期又把我解下來出去開鬥爭會。當天晚上送我回醫院，可醫生幾天不來，後來來了，也不講任何話，不檢查，又把腿吊起來了事。

就在這個時候，又要我交代問題，寫檢查。並警告我說，是時候了，不能再喪失機會，如不採取主動，後果自負。但是當時我只能說真的，不管怎樣，我也不能亂說。因此審訊過程相當緊張，牽涉的問題相當複雜。我受了相當大的折磨。這種審問，整天都幹。有時要我寫材料，早上要，晚上就得寫好。一直繼續到1968年2月，中間除過年，過春節外很少停過。

1968年2月上旬，醫生來將我的牽引架子拆了，對骨折的左腿未再做任何處理。第四天看守又來通知我出院。醫生則拿來了幾包灰錳氧要我自己洗傷口。我說骨折你們還未治療，至少應該再檢查一下，回答是：以後再說。

原來讓我出院還是因為要審訊，要交代“重大歷史問題”，並說有人已經檢舉你了，逃不掉了。並說我在鐵的證據面前仍然頑抗到底。我當時表示，我的腿並沒有好就把我從醫院裡趕出來，我沒有的我絕不承認，絕不亂說。這個審問有個把月，也是整天干，有時夜晚還幹，並幾次對我說，你逃得了上午，逃不了下午，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白天時間不夠，我們可以夜戰。這個場面你覺得不過癮，我們還可以加大場面……

就在這個時候，我感到腿仍然痛得不行。腳的傷口也經常流膿、流水。因此我寫了一個報告請求再給我治治腳上的傷口和大腿的骨折，我並請求傷口如果治不好，就把腿鋸掉。但我想，如果要治是不會治不好的。

1968年7月的一個下午，審問完我以後通知我說：“毛主席親自批准你再去住醫院。”

第三次住院後又在那裡接著審問，情況相當緊張，審問的人很多，有時多達十幾人。

7月25日，301醫院的有關人員作出了手術方案並寫了報告。專案組將報告在8月初呈遞給林彪、江青、陳伯達以及黃永勝、吳法憲等人。8月4日，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說：“羅瑞卿的動手術的問題林彪不同意，要推遲進行。林彪說，羅瑞卿的事情到現在也沒搞到什麼材料，要抓緊審問和鬥爭，搞出材料後，到秋後再動手術。如果手術後不好，什麼材料也不能寫了。請你立即告專案組，動手術的問題推遲到秋涼以後。”吳法憲說：“可是羅瑞卿的手術問題，江青、陳伯達和黃永勝已經同意了啊。”葉群說：“我負責把林彪的意見告江青、陳伯達和黃永勝，你負責告專案組。手術推遲至秋涼以後。”

8月7日，專案組重寫的報告上說：“為了抓緊時間對羅瑞卿進行不間斷的審訊和鬥爭，建議對羅瑞卿的手術治療推遲到秋涼之後進行。”

手術在秋涼以後並沒有進行，而是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