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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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這件事情是兩年以前發生的。

我入學後就提出了入黨申請，但支部說，我應該先入團，再入黨。我說我已經25歲，是不是可以不入團，要是符合條件就直接入黨吧。回答是還是先入團的好，於是我就耐心而認真地爭取先入了團，又交了入黨申請書，按照支部書記教導員“和平時期只能小處見精神”的指示，每天堅持打水掃地，每週堅持幫廚並把上街休假的名額儘量讓給別人。但教導員的囑託很快不夠用了，因為其時正是1976年的二三月份，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最高潮。據歷史材料記載，1976年3月26日，由江青提議，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史無前例地邀請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工和學生代表列席，面對面批判鄧小平。列席人員指責鄧小平“是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一貫倒騎毛驢向後看，一貫搞復辟倒退”，說他“大搞物質刺激，鼓吹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是“黨內外一切新老資產階級和一切牛鬼蛇神的總代表”。據說，鄧小平一直閉目靜坐。①

支部和政治局一樣要開批判會。顯見著我光小處見不了精神，非大處見精神不可了。我拿不定主意，給爸媽寫了封信，說自己如果不發言好像過不了關，入黨希望就會渺茫，像“文革”前入團的事一樣，一拖就是十年。信發出我才發覺，根本等不到爸媽的回信到，我們的批判會就要召開了。我終於決定不放過這次機會，決定像毛澤東一樣做一次“違心”的事。奇怪的是從準備批判稿子開始，我就莫名其妙地深陷於角色其中不能自拔。我記得自己先激情滿懷地在圖書館內查閱報紙，把“梁效”、“方炬”等人的文章都翻了個遍，然後在自習教室裡奮筆疾書。特別清楚地記得當我完稿的時候，我把鋼筆很快意地一丟，很像電影《列寧在十月》裡列寧簽署攻打冬宮的命令的姿勢。批判會上，我上臺發言，聽著自己清晰嘹亮的聲音在眾人頭上盤旋，對自己發言的效果毫不懷疑。果然，會後大家公認我的批判稿邏輯縝密，說理服人。散會的時候我聽見不止一個人說：“還得數人家一中隊的小羅……”這個發言並沒有使支部馬上討論我的入黨申請，但我相信一定使我在發展物件的名單上提前了不少。兩年後我之所以又想起這件事情，是因為我們在上《神經精神疾病學》的時候提到了雙重人格，我正在比較我和毛澤東兩人的雙重人格傾向誰更嚴重。而且，因為後來鄧小平的復出，又因為爸爸因鄧小平的復出而復出，當上了軍委秘書長，我對自己兩年前的舉動多少有些不好意思。雖然聽說鄧小平曾經和毛澤東說過永不翻案的話，說明他也是具有雙重人格的人，但是這並不能說明我做的事情就是光彩的。

下課不久，有人叫我到中隊辦公室去，隊長、教導員和副隊長都在。他們說：“已經給你買好了回北京的飛機票，明天一早派車送你上機場。”我想起來爸爸曾說過要出國安裝假肢的事情，是不是這次想讓我回去商量商量？還是已經決定走，反正馬上要放暑假了，要我回去送他。我離開辦公室的時候，記得教導員還滿懷同情地問了我一句：“你爸平時身體好不好？”我說：“有冠心病，但是不嚴重。”教導員點點頭，沒再說下去。我也再沒問下去，心裡一點不祥的預感也沒有。

飛機起飛的一剎那，我忽然意識到點什麼。想想前後的事情，多有蹊蹺。但是我正處在一個“文革”後的生活上升期，我認為自己應該培養對上升生活中多有變動的習慣，應該有見怪不怪的能力。

一下飛機，我發現來接我的人中有總參管理局的工作人員，我_下明白大事不好！一路上我根本沒聽清他們都跟我說了什麼，只覺得“文革”中都沒有塌的天，現在塌下來了。

從1966年3月18日那個血腥的日子起，爸爸就喪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文革”中專案組一直秉承林彪等人意志，貫徹醫療服從專案的原則，爸爸的傷腿一次再次地失掉了治療的機會。

爸爸在獄中寫的政治自傳中，有關於這些可怕日子的回憶：

約在（1967年）4月底又通知我寫政治自傳。我寫了。自傳寫好後，就不斷將我從醫院中拿出去鬥，也不斷有審訊。直到9月，將我從醫院拿出去一連鬥了幾天。晚上住的地方蚊子奇多，又不給掛蚊帳，睡不了覺，實在是疲憊不堪。一天晚上通知我回醫院，我以為這下可以回去休息兩天。誰知回到醫院第二天就發高燒，重感冒。晚上起來小便時頭暈腳軟，重重地跌了一跤。看守人員將我拉起來，我覺得腳很痛。第二天醫生來搬了兩下腿，說沒有關係。我說有些痛。醫生說跌痛了熱敷幾天就會好，骨頭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