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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而受到人們的攻擊。”
許多學者絞盡腦汁，試著用各種各樣的理論來分析這個不可思議的迫害猶太人的現象。在反覆觀察“文革”早期父親的遭遇後，我忽然發現了這個遭遇與受迫害的猶太人之間的相似之處。我想，這是深藏於人類天性之中的一種慾望使然。這種慾望和食、色等等從本質上沒有多大區別，區別只是它與人的基本生存的關係沒有那麼經常和緊密。它在人的基本生存要求被滿足後，才會日益膨脹，所以它帶有明顯的文明痕跡。但這並不是說，它是人有人無或若有若無的東西，只要時刻來臨，人人都難逃它的掌握和擺佈。這種隱秘奇怪的慾望就是：發現和證明世界上有比自己低賤的人時的愉快。而發現和證明的方法就是迫害。
聽上去，這念頭不大光彩，東西方的道德標準都難以容忍。但如果你因此否認自己有這種慾望，卻未免操之過急。不妨設想，當你再找不到世界上有比你更低賤的人時候，你還有勇氣活下去嗎？
但為什麼恰恰是猶太人，而不是其他人，成為人類這種隱秘慾望的犧牲者？我想，這和猶太民族擁有太完美的理想和太徹底的責任感有關。
猶太教宣稱，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上帝與他們訂約，要他們在世上傳播拯救人類的“上帝之諭”。為了完成這個使命，猶太人必得忍受苦難，蒙受屈辱，歷經折磨直至死亡。
正是猶太宗教理想中，這種包容人類所有苦難的，如此徹底、完美的獻身精神，激發了人性中無法容忍自己比別人更低賤的罪惡情感。
換句話說，當有人自認有最完美的道德和獻身精神的時候，他就得罪了整個人類，就激惹了深藏在人類天性中這種邪惡的迫害欲，就在理論上淪為受迫害的猶太人。
歷史不止一次使迫害猶太人的舉動變成一扇奇妙的窗，讓我們窺見人性中最醜陋最隱秘的部分。
當然，我不是歷史和社會學家。關於這個話題，我只能東拉西扯到此為止。我想告訴讀者的是，每當回憶起爸爸1966年3月份的遭遇，我就會想起受迫害的猶太人，就會看到人類天性中這種活生生的迫害欲。
爸爸好像是因為在太長的時間裡，太努力地使自己成為一個完美和有責任的人而得了報應。他更不幸的是處在一個狂熱代替理智的時代。總而言之，這些參加三月會議的共產黨人，大多數都從發現爸爸比自己低賤的喜悅中得到在這個瘋狂世界上繼續生活的勇氣。否則沒有辦法解釋他們在這個會議上對待爸爸的態度，為什麼和反猶主義者在兩千年中對猶太人的迫害一樣荒謬絕倫。
上海會議由於毛澤東有言在先：羅瑞卿“反對你（指林彪），還沒有反對我……”所以上海會議沒有給爸爸扣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帽子。但是，上海會議以後，再不給爸爸扣上這兩頂在當時嚇死人的大帽子，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林彪要置爸爸死地而後快的要求了。所以，三月會議要開出和上海會議完全不一樣的效果來才行。
3月3日，鄧小平和彭真約見爸爸，對爸爸說，關於政治掛帥問題，軍隊政治工作會議對你反映很強烈，常委考慮要開個會，彭真報告主席，主席說，他也考慮開個會。會議明天開始。鄧小平要爸爸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他對爸爸說：“我對挨鬥爭是有經驗的。你要做充分的思想準備就是了。”從黨內鬥爭的角度來說，鄧小平比爸爸有經驗得多，所以他後來可以經歷三次大起大落，還成就了後毛澤東時代一番改革大事業。他大概知道爸爸是從沒有在黨內捱過鬥爭的人，所以，他希望這種提醒可以幫助爸爸度過難關。
但是鄧小平的提醒還是落空了。爸爸的思維資料庫中沒有這樣的儲存，就算有人提醒，有人播種，但爸爸的心靈裡沒有這樣的土壤。所以悲劇還是發生了。
3月4日下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會議實際上成了批判鬥爭會。數月不見的與會者，原來都是爸爸最親密的同志，他們或者是爸爸愛戴、尊重的上級，或者是愛戴他、尊重他的下級，現在都變成了路人或者仇敵。所有人都換上了一張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發羅瑞卿反黨、反對毛澤東的問題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羅瑞卿劃清了界限。爸爸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所有到會的人，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一句話，都是以十分敵對的眼光望著我，太難受了。”
這眼光的分量我是知道的，它們和北海大橋上射向我的那些冷冷的目光相同。但我又是永遠不可能知道的，因為我們只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可爸爸與他們卻是生死與共、志同道合的戰友。我失去朋友心痛，可失去同志和戰友，爸爸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