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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不會受讀者的歡迎”，“報紙的‘黨性’和‘人民性’
如何統一？如何理解？”——＇按＇：在沒有把人民當成真正的主人
翁，而是當成可以隨意擺佈的阿斗，或者口頭上把人民當成主人翁，
而實際上人民並沒有知情權的情況下，這個問題是永遠解決不了的。
六，有些人認為：“爭鳴，只能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不同之
爭，不能容許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來爭鳴”。——毛澤東
對這條有如下批語：“似乎不很對，何必怕爭鳴？”
七，“有人說提倡百家爭鳴和獨立思考，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
是有妨礙的，因為這樣一來，大家不先去接受經典著作的內容，而是
首先去懷疑經典著作了。有人說：‘經典著作是不許懷疑的’”，“黨的
政策是否允許懷疑？對黨的政策的懷疑的意見是否允許爭論？”——
毛澤東對此有批語：“不許懷疑嗎？為什麼不允許爭論呢？”124。
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5）
然而好景不長，這個被外國文學家稱為“百花齊放的時期”瞬間過去了。毛澤東很快宣佈“百家爭鳴就是兩家爭鳴”（無產階級一家與資產階級一家），並且為知識分子，包括出身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統統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於1957年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有一些人很驕傲，讀了幾句書，自以為了不起，尾巴翹到天上了”，他宣佈：“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接著他指出：“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125，這無疑是宣佈了知識分子所“鳴”的意見，都是資產階級的言論。1957年3月，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126。於是從1957年5月起，開始以“引蛇出洞”的辦法，開始大規模的“反右鬥爭”。正如長期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李維漢回顧這段歷史時所說：“這場反右鬥爭的後果很嚴重，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的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使他和家庭長期遭受委屈和打擊。不能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僅是他們本人的不幸，也是國家、民族的不幸。全國共劃右派分子五十五萬餘人。其中，相當多的人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和有經營管理經驗的工商業者。全國五十五餘萬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被送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有些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少數在原單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長”127。
為什麼在短期內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和文化政策出現如此大起大落，甚至在一般人看來是如此不可理解的180度的大轉彎呢？
從主觀方面看，通常有兩種解釋：一種認為黨的主要領導人搞陰謀，提倡“放”的目的，就是為了“引蛇出洞”，故意誘知識分子上勾，然後“整”。這一說法的潛臺詞是，中共及其主要領導人始終把知識分子當作敵人對待的。縱觀建國以後黨對知識分子的歷史狀況，此說顯然有很大的片面性。從領袖個人角度講，一個事件的發生，領導人的偏見和品格，有時候起重要的作用。然而說毛澤東始終把知識分子當敵人，顯然也不盡符合歷史事實。另一種說法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引起的混亂，東歐“布拉格事件”的發生，以及國內少數人出現罷工、罷課行為，改變了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形勢和階級矛盾的看法，導致由“放”到“收”。這種解釋固然有一些道理，但象毛澤東這樣久經考驗的偉大政治家，能夠因為一時一地的變化，而如此輕易地改變他的根本看法嗎？
我認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始終處於矛盾狀態。一方面感到知識分子有用，搞社會主義建設離不開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又把知識分子劃為異類，對知識分子總是不放心，惟恐其“不聽話”，攪亂天下。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經濟恢復和建設急需一大批知識分子，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多次親自做知識分子的工作，過問他們的生活。直到1956年初，中央對《爭取留學生回國工作組關於爭取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留學學生回國問題的報告》的批示中，一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