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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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等長篇文章，宣傳今日中國“不必行社會革命”，“不可行社會革命”，“不能行社會革命”。其理由：中國“無極貧極富之兩階級存”，“中國則自秦以來，貴族即已消滅”，“祖父所有財產，子孫得而均治之”，“人無三代富”；“今日中國所急當研究者，乃生產問題也。……生產問題不解決，則後此將無復分配問題容我解決也”。此外，梁啟超還提出兩個問題：一、“一切生產事業，皆由國家獨佔，而國民不得以此競也”，“有自由競爭絕而進化將滯之問題”。也就是說，一切工廠、工地都歸國有，收入“分配極均”，這樣容易失去競爭，沒有競爭的社會發展將有停頓的危險。二、“國家為一大公司，且為獨一無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質，則取全國人之衣食住，乃至所執職業，一切干涉之而負其責任，……此等政府……能保其無濫用職權專制以為民病乎？”，也就是說國家權力過大，把全國的衣食住行乃至工作都包下來，統一管理，會不會出現專權和權力濫用問題呢？

革命年代知識分子的定位標準（2）

回顧20世紀初的這場爭論，革命派以積極進取的態度和唯物的觀點，回答了對暴力革命的看法，闡述了破壞與建設的關係，探討了中國為什麼會發生革命等問題，特別是他們沒有僅僅停留在口頭爭論上，而是以辛亥革命的社會實踐給予了回答。由於領導者認識的侷限，再加上對中國的實際缺乏深刻的瞭解，沒有廣泛的發動群眾，使革命帶有明顯的不徹底性。爭論的另一方改良派，由於堅持保皇立場，懼怕革命，逆歷史潮流而動，落得個悲劇下場。然而改良派提出的有些問題，也確實是經過深刻的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如梁啟超關於生產資料國有與競爭的看法，關於權力集中與權力可能濫用的看法，值得後人借鑑。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革命開始以後，關於革命與改良的爭論一直繼續著，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也還有些人認為五四運動“讓清末人的實業計劃晚行了三十年，此即是說，使中國的工業化晚行了三十年”，並且說如果沒有辛亥革命，“國家的組織中心不致崩壞，則中國的進步即可以少一番遲滯”。1942年，馬克思主義學者胡繩發表文章指出，這種對歷史的翻案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不斷認識中國國情、不斷改革、前赴後繼地向著民主、自由、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不斷邁進的歷史，因此繼洋務運動之後才有戊戌政變，跟著又有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以至抗日戰爭。“這一連串的運動正是一個接一個，一步緊一步的，向著‘中國的現代化’，‘向著自由的中國’的目標前進。我們無法想象假如沒有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等，正讓‘清末人’的工作一貫發展下去，中國就會自由；正如我們無法想象，假如在五年前不爆發抗戰，只要和平地發展下去，中國就能自由一樣”。胡繩認為，把工業建設作為唯一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去開工廠、興實業，而對政治問題、

思想意識的改造一概不管，這是對歷史、對現實任務何等地簡單化啊！　。

歷史的實踐是對理論認識最權威的檢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革命，經歷28年的艱苦鬥爭，特別是經歷22年的武裝鬥爭，於1949年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結束了近代中國飽受列強凌辱、侵略的半殖民地地位；結束了軍閥林立，人民飽嘗戰爭災難的動盪局面；結束了舊政權腐敗無能，整個社會長久處於混亂不堪的狀況；結束了多數人在絕望中掙扎，全國“一盤散沙”的精神狀態。新生的共和國，顯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強大的生命力，全國各階層人民煥發出極大的生產熱情，這種變化，給每個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留下難以忘懷的記憶。特別是一些老的知識分子，更是興奮不已。著名學者張岱年說：

“新中國成立，徹底解決了一百多年的民族危機，毛主席宣佈：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感到極大的鼓舞。50年代初期，學術界充

滿了新氣象。我和金嶽霖先生、馮友蘭先生一樣，都願為新中國的學

術發展做出有益的貢獻”　。

另一位著名學者季羨林也表達了同樣的心情：

“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

共產黨並不瞭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

是瞭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

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