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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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抗禮，爭奪領導權，未免言過其實。這一點，梁漱溟講得更加直截了當：“我與共產黨之間顯然有很大距離。在理論主張上，他有他們的一套，我亦自有本末。這距離不同尋常，不易泯滅。然而根本上還是相通的。……遇著該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地，我敬愛這些漢子”　。絕大多數中間路線的主張者們，在解放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時，並沒有跟著國民黨逃往臺灣或出走美國，而是繼續留在大陸，和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共議國是，以實際行動見證了他們的基本立場和態度。

從中間路線的主張者們對共產黨的批評內容看，同樣不能籠統的認為“是反動的”，一律加以否定。其中有些意見是錯誤的，如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一度出現的和平發展的歷史條件失去以後，特別是在中國新民主革命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刻，中間路線的某些人物仍然堅持反對一切暴力革命、主張調和改良，客觀上有利於延緩舊政權的滅亡，延誤新的革命政權的產生。有些意見反映了他們對蘇聯式社會主義制度模式的疑慮和懼怕，如認為：“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行真正的民主”　，“假如只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才有言論自由，那麼談什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有些意見則是深刻的，具有前瞻性，如針對中共對蘇聯“一邊倒”的態度，提出蘇聯由於實行“不受法律所限制”的無產階級專政，導致對黨內外不同意見的殘酷鎮壓和肅反政策　，對外提出“美蘇爭霸”問題　。有些意見是十分可貴的，如《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初步主張》（1948年5月）提出：“法治必須代替人治”，“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會化”　。

“政權決定一切”與“烏豆哲學”（1）

1948年以色列建國時，曾請由於發現相對論而揚名世界的猶太人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出任總統，被愛氏謝絕，他說：“政治是短暫的，而方程式是永恆的”。愛因斯坦的話固然反映了一位科學家對科學技術事業的摯著追求，也從更深層次上揭示了科學技術的價值和意義，闡述了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人類發展的歷史，歸根結底是生產發展的歷史，沒有生產，整天餓肚子，連生存和延續後代都不可能，還能進行什麼其他社會活動呢。人類從開始進行生產活動就有一個顯著特點——使用工具，靠智慧和知識，也就是靠科學技術。人類從運用最簡單的鑽木取火，到現在掌握極為複雜的電腦與生命科學，使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大，有些科學家說：“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實際上也是一個技術發展的歷史，是技術革命迭次更替的歷史”③，率領我國實行第二次革命的領袖人物鄧小平，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④。

翻開我國的近代歷史，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與科技工作者的　活動，幾乎完全被忽視，這是為什麼呢？究其原因，和社會急劇變革年代裡突顯的若干理念有著密切關係。

其一，“政權決定一切”理念的影響。革命戰爭年代，奪取政權成為各種革命活動的中心任務，林彪曾講過一段很著名的話：“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⑤。反映在歷史領域，一篇批判“民富國強”口號的文章作過如下“階級分析”：“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無論是強是弱，都是剝削階級的‘天堂’，被剝削階級的‘地獄’”⑥。也就是說，政權決定一切，在舊政權統治下，一切財富都為統治階級佔有，國家的窮與富和一般老百姓毫無關係。正是在這一理念影響下，舊政權統治下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情況，統統被視為反動統治階級事業的一部分，在革命者寫的歷史上，往往只允許寫其問題方面，而缺乏客觀的反映和公正的評價。

“政權決定一切”理念的根本錯誤在於，把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本末倒置了，並且對國家政權的歷史地位與社會職能，作了片面的、不科學的解說。國家政權是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為保護私有制而設定的。英國17世紀著名的學者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論》中指出：“人們之所以聯合成國家，接受政府的統治，其重要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產財”⑦，“不論是誰掌握了政府權利，都是在這一特定的條件下受人之託，其條件還是以人們能夠擁有和保護財產為目的”⑧。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