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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摩擦不斷，內戰一觸即發。此時，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各個民主黨派和他們的代表人物，紛紛發表宣告，反對內戰，呼籲和平，並陸續提出較為系統的主張，自稱“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或“第三條路線”。
1945年8月5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在抗日戰爭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口號。10月11日，又在《中國民主同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對“民主建國”做了具體解釋：（一）“是假的民主還是真的民主，考驗的唯一尺度是：人民是否有機會做人，人民是否自己的主人，人民是否國家的主人”；（二）“民主同盟在中國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絕對不是，並且絕對不能，把美英或蘇聯式的民主全盤抄襲”，而是“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美英的政治民主，……來創造一種中國型的民主” 。1946年11月25日，民盟在南京招待記者，《宣告決保第三者地位》：“決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努力調解國共的武力衝突。一個分裂的國家，一個繼續不斷從事內戰的國家，是不會有民主的” 。期間，許多民主黨派人士紛紛發表文章，各陳己見，最為活躍者當屬施存統，他著文從多方面宣傳“中間路線”，大體內容有：（1）“我們所說的‘中間路線’，簡單地說，對內主張‘調和國共’，對外主張‘兼親美蘇’” ；（2）“中間派在政治上反對任何形式的一黨獨裁或階級獨裁，也不贊成依賴外國；在經濟上反對殖民地化，也不贊成在客觀條件尚未成熟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 ；（3）“目前擺在中國人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和平的改良道路，另一條是暴力的革命道路”，“目前大多數人民，都願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 。
應當如何評價中間路線？眾多的黨史和革命史認為：“應當以1948年中國共產黨釋出‘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號召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作為一個界限”，在這以前，中間路線對否定國民黨一黨專制，反對國民黨獨裁製，維護解放區的民主政權作出積極貢獻；在這之後，即隨著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主動權轉化到共產黨方面來，這時再要走中間路線，“其矛頭就是針對共產黨而保護國民黨了，所以是反動的”。其實，這一看法在解放戰爭中就有了，當時批判中間路線的基本觀點，如認為：“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沒有中間”，“第三方面，就是幫反民主的忙的奸細，是我們的敵人” ，“歷史的路只有一條” ，《大公報》鼓吹中間路線是“蔣美宋政治陰謀”，蔣介石、美國、中間路線三者“是分工而又合作，在本質上，這批人都是一丘之貉” 。等等。
當時對中間路線的批判和後來對它的歷史評價，顯然不大符合中間路線的實際情況，缺乏歷史的公正性。中間路線在抗日戰爭剛剛取得勝利，國民黨佔優勢並一心發動內戰是形勢下，它代表了大多數中國民眾反對內戰、反對一黨獨裁，渴望和平、民主建國的願望，宣傳了民主思想，對國民黨政權起到了一定的牽制作用。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極缺乏民主傳統，一切靠槍桿子說話的國度裡，靠民主宣傳和改良主義是極難達到促使國民黨政權“改弦易轍”的目的的。一些宣傳中間路線的民主黨派最後被蔣介石稱為“共產黨的尾巴”並遭查禁而被迫解散。那麼，當形勢轉化為對共產黨有利，對革命有利時，“第三條路線”是否就反動了呢？我認為，這一看法在方法論上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給一條路線定性應該根據它本身的基本內容和基本作用，而不應該以對我有利還是不利為轉移；批評革命者並不一定都是反動派；其二，“在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沒有中間”和“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邏輯幾乎一樣，沒有擺脫“非白即黑”的形而上學影響；不能把不贊成或反對暴力革命方式的人統統都列為革命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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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路線”評說（2）
整個解放戰爭時期，中間路線的主張者們既對國民黨有批評，也對共產黨有批評，其中只有極少數人死心塌地的與國民黨反動統治共存亡，而大多數人的基本立場和基本主張並沒有明顯的 變化，他們一方面認為：“中間派必須堅決反對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家和大地主，因而也就必須反對他們的政治勢力和政治派別” ，另一方面又不贊成共產黨搞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走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在宣傳這種主張的時候，也自知沒有這種實力，如施復亮在《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一文中所說：“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之下，自由主義者也許永遠不能掌握政權，甚至不一定能參加政權” ，因此，說中間路線是與中國共產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