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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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梁啟超這段話，有的學者把它概括為“現代化”內容的三個階梯：“第一步，科技進步；第二步，科技進步＋政治改革；第三步，科技進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它大體上表明瞭中國近代歷史前期（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發展過程，也表明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早期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認識過程，應該成為我們認識和評價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以及他們在歷史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較為客觀的座標。

近代知識分子與洋學堂的功過是非（1）

中國要富強，必須“改科舉，興西學”。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清王朝內部危機日益尖銳，外部又遭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加緊入侵，社會處於急劇動盪中。一部分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較為開明的官僚，要求革除弊政，抵禦外來侵略，實行一定的改革措施。

他們把矛頭首先指向禁錮思想、遏制人才的科舉制度和佔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

科舉制度本來對培養人才、選拔官吏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到明、清兩代，把八股文與科舉制結合起來，從而走進了死衚衕。考試內容限制極嚴，只許圍繞經書，“代聖賢立言”，甚至必須模仿孔、孟、程、朱等先賢的口氣，不許有任何個人的思想發揮，寫作形式規定極死，必須按八股文的“啟、承、轉、合”等框框行文，不得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一大批知識分子的生活情趣、知識結構，乃至人生價值取向，都被禁錮在科舉與八股範圍內，扼殺了思想的生機和人才的成長。據書載，清道光年間，廣東三水縣有個叫陸雲的書生，從兒時考科舉，直到103歲才以舉人身份入京應試，人的一生精力和追求，包括喜怒哀樂，都消耗在科舉考場上。

針對科舉弊病，早在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就曾指出，科舉制度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日知錄》卷十六“擬題”）。晚清思想家馮桂芬也表示：科舉制“禁錮人生之心思才力”，“意在敗壞天下之人才”。另一位思想家鄭觀應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改科舉”、“採西學”。維新派主要思想領袖康有為，甚至激昂慷慨地說：“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推求本質，皆由科第不變致之也”。維新派另一位著名人物梁啟超則具體指出科舉制度的危害：“八股取士為中國錮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學者墜聰塞明，不通古今，不知五洲”。

再從學術風氣方面看，清朝乾隆、嘉慶時代（1736—1820）考據之學風行於世，並形成盛極一時的考據學派。許多文人在清朝政府屢興文字獄的高壓和利誘下，不問世事，紛紛到古書中尋章摘句，從事訓詁、校勘、辨偽、輯佚等工作。“終日在書本之內下功夫，使學術完全脫離了實際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閉塞，排擠了一切進步思想的發展”　。在內憂外患、國將不國的危難中，一些富於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對捨本求末、煩瑣、空疏的考據學風，越來越不滿，並給予憤怒的抨擊，代之興起了經世致用之學。著名知識分子龔自珍、魏源就是倡導者和代表人物。經世致用的主張者們認為，考據學“考證於不必考證之地”，使得“學術衰而人才壞”，“術愈精而人愈無用”　。主張“經世致用”，即學術要和經邦治國、治理世事聯絡起來，“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體”　。梁啟超在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經世致用做了更加通俗的解釋：“拋棄###見性的空談，專講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做學問而做學問，而是為政治而做學問”。引導人們正視現實，揭露時弊，並建議朝廷“廣賢路”、“整戎政”，強化清政府的政治和軍事力量。

對科舉制度、考據學風弊病的揭露與批判，經世致用之學的興起，為改革教育制度、開辦新式學校，做了思想和輿論準備。

到19世紀60年代，封建統治階級中一部分較為開明的官僚，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為維持清政府的統治，發起“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曾國藩於1862年6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李鴻章也認為，要想改變中國積弱積貧的狀況，“造就人才”，“實為中國自強根本”，“當務之急”。他還對中國的某些狀況，如“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視外國科學技術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不能學”等提出批評。左宗棠也指出傳統文化遺產的弱點是“中國之睿智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