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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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實踐，否定教育。當年蘇聯就曾出現過一種輿論，：工人、農民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變成第二等人了”，“受教育竟是一項有害而危險的事業”，斯大林在黨的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曾批評“這些奇怪的同志將來會走上頌揚落後、無知、黑暗、反動的地步”　。沒想到，在中國也出現了這一傾向，如認為：“讀書總比宰豬容易得多”，“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我一生恨極了學校，所以我堅定不再進學校”，甚至認為社會主義學校培養的許多人，成為修正主義的苗子，主張停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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矇昧主義何以一度氾濫成災（2）

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再加上領袖的倡導，使整個社會一度籠罩在“反文化”的矇昧主義迷霧中。如政治上，個人崇拜之風愈演愈烈；建設中，1958年“大躍進”以和科學“對著幹”為榮的反科學傾向；思想上，以“知識分子頭腦複雜”為恥，“大老粗頭腦簡單”為榮的反智傾向，等等，這些是每個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的。

有些黨的領袖也是知識分子，而且是大知識分子，為什麼會存在著如此強烈的反知識傾向呢？就認識論而言，領袖是傑出的人，也是普通的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個人經歷，包括個性，不能不對他們的認識有著深刻的影響和印跡。有些人生長和生活於長期封閉停滯狀態的農業和手工業社會，所學的多為中國傳統和西方20世紀初的科學技術知識，後來長期置身於革命事業，對現代科學知識和現代科學技術，缺乏瞭解。他們的知識觀念，也就是對“人”的認識，基本停留在體力勞動和手工業勞動的水平，如“人有兩隻手”、“人多力量大”、“眾人拾柴火焰高”、“人海戰術”等等，對知識和科學技術在“人”的素質中的地位和作用，感知甚少，估計甚低，距離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認識，相距甚遠，這不能不是出現反知識傾向的一個重要原因。再加上個別領袖人物早年在大學工作中，由於地位差距而產生的不平與憤懣情緒，更使反知識分子傾向加上了一層濃濃的感情色彩。

思想文化戰略的失誤，又把“反文化”傾向推向禍及有文化的人，即知識分子。建國以後，黨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如下戰略：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體系；肅清帝國主義和西方文化影響，改造知識分子和文化事業；大規模宣傳和灌輸馬克思主義。後來，又進一步提出上層建築和政治思想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一指導思想，不僅把知識分子看成防礙民主改革的消極因素，而且是防礙工業化的消極因素，如認為：“知識分子改造是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於是相繼開展起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如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胡適思想，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觀，直到反右鬥爭。爾後又有“插紅旗，拔白旗”，批判“白專”，矛頭所指，幾乎涉及學校的所有老師和學生。初期的運動，應當說對肅清西方殖民主義影響，振奮民族精神，在當時起了一些作用，然而，整個批判運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的由思想文化轉到知識分子群體，由思想清算轉到###，由一般批判轉到對人的政治懲罰。

今天回過頭來反思，這一思想文化戰略存在著明顯的失誤。它急於“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6億人中絕種”，清除歷史留下的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實行兩個“徹底決裂”（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實現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一統天下。這種思想上追求“純而又純”和經濟上追求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一樣，是在現實世界建造“空中樓閣”，不可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實施中以政權力量和政治運動形式，強制性解決意識形態問題，違背了思想的特點和認識的規律。正如一位偉人所說，思想是消滅不了的，思想只能改變。也就是隻能以現有的思想認識為基礎，透過學習和實踐，逐步的提高和改變。急於求成的做法，還容易混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混淆政治問題與思想問題的界限，使許多人受到傷害，特別是傳統文化載體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受到的傷害最大。

高度集權的體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一切行動無條件服從統一的指揮，思想上做“馴服工具”。林彪鼓吹的“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實際上是不需要理解，只需要執行，完全把人當成了機器，當成了工具。人和機器、工具最大的不同，恰恰在於人有思想，執行要靠主觀能動性。即使戰爭年代，我們軍隊的光榮傳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