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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速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安排一份可做可不做的工作，觀其病況發展而定，如果良性腫瘤，則可在學校醫院動手術治癒，反之，則讓其死於學校醫院。根據這三條意見，該局有關經辦人員使迫不及待地把傅索安打發出莫斯科，連十月革命節的紅場慶典也未讓她觀看。這也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校長布特卡少將立刻召見傅索安並親自安排她的工作的原因。
傅索安被安排進了學校的教官寢室，仍是一人獨居一個套間。
由於房間的佈局和傢俱擺設都是統一樣式的，所以傅索安一進門就產生了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觸景生情，這使她想起了戀人黃一煌。於是，她立刻往學校的高階班部打了個電話，詢問黃一煌的情況。接電話的是一個傅索安認識的蘇聯男教官，他不知道傅索安已經重新返校，以為是從外地打進“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這是絕對不允許的），被傅索安的神通嚇得下意識地說起了俄語，連問傅索安在什麼地方。傅索安說明了情況，他才變得熱情起來，但一說到黃一煌卻又緘口不語。話筒轉到了另一個蘇聯教官手裡，他告訴傅索安：黃一煌已經提前畢業，離開“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了。按照規定，從特務學校畢業的學員由克格勃人事管理局負責分配，所以黃一煌去了何處，連布特卡校長也不會知曉。
傅索安結束通話電話，失望地嘆了一口氣，眼前浮出現黃一煌的臉容，耳畔彷彿響起了他那充滿男性活力的、帶磁性的嗓音，兩串淚珠順著臉頰慢慢地淌了下來。當天晚上，傅索安喝下了一瓶茅臺酒，昏昏沉沉地一直躺到次日中午才醒過來。起床以後，她想起應當去圖書館走一趟，便下樓去門衛那裡推了輛腳踏車，騎到那裡，剛走進去，一個輪值在此的教官已經認出她了，趕上前來，又是握手又是寒暄，然後向傅索安辦移交。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圖書館，在1973年底時有四萬冊圖書，全是中文版，而且都是中國的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分類編碼也完全採用中國正規的方式即北京大學圖書管理專業所教授的那一套，按英文字母分二十六個大類，每一類裡再用數字分小類，每本書再從書名第一個字的四角號碼作為著作號。傅索安在她所喜歡閱讀的長篇小說“K257書庫”裡轉了一下，發現這裡竟收齊了從50年代出版的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即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在內的所有長篇小說，禁不住驚歎道：“這真不容易，即使在中國，現在也不一定有多少圖書館拿得出這麼齊全的長篇小說！”
那個教官說：“不單是文藝類的，其他如政治、哲學、經濟、醫學、機械、建築、歷史、地理等等的中國版圖書，這裡也都有，據說是從莫斯科的幾所大學裡搞來湊齊的。”
那教官又向傅索安介紹了三個當時在圖書館幫他的學員，那是三個姑娘，一個來自澳門，一個來自香港，另一個來自中國大陸。
她們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學業已經結束，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可能還未為她們找到合適的“下家”，所以暫不分配，讓暫留學校，學校便派她們來圖書館幫忙。現在，這三人都成了傅索安的部下。
次日，傅索安正式上任。她對圖書館採取的方針是不管，任其自由運轉，自己每天在辦公室裡看書、飲茶、喝酒。這樣過了兩個多月，要看的書都翻得差不多了，傅索安陷入了無聊之中，這才想起要和那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姑娘談談。一談之下，傅索安大喜，原來這個名叫胡國瑛的姑娘也是天津人，也是知識青年。傅索安很想立刻和她詳細談談，但考慮到圖書館裡肯定裝著竊聽器。於是抑制了這個強烈的念頭，悄悄約對方晚上到自己寢室喝酒。
當天晚上，胡國瑛來到傅索安寢室。傅索安已經找出竊聽器，拆下了電源接頭，這樣，在監聽終端的錄音帶上留下的便是寂靜無聲，就像她平時一個人在寢室裡悶頭大睡一樣。兩人一邊喝酒，一邊暢快地聊了起來，傅索安從胡國瑛的敘述中，知曉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鄉的有關情況——胡國瑛是68屆初中畢業生，其父在1957年“大鳴大放”時被定為右派分子，解送勞改，期滿後因已被原單位開除公職，只得留場就業。這種家庭出身導致胡國瑛只能夾著尾巴做人，在學校裡一貫老老實實，“文化大革命”開始也不能參加紅衛兵組織，縮在家裡“逍遙”。到1969年春天，學校分配她去內蒙古巴扎地區插隊落戶，她雖有千般不願，卻也無可奈何，只得奉命前往。
胡國瑛插隊的生產隊，地處中蘇邊境線附近，距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