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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而且也只有這個時候能做。她說這是克格勃科學家經過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果然，兩天後，曹秋林、曾厚望來了。小龍當即命令鄺裕祥做兩件事：一是打聽密件送高“先鋒廠”的時間。一是無論如何設法把兩個機要通訊員中的一個留下來。對於鄺裕祥來說，後一樁事很是勉為其難。他正犯愁的時候，從未來過西南地區的曾厚望突然水土不服而求醫了，於是便有了兩次使這個壯實的北方漢子病臥床榻的陰謀。鄺裕祥生怕惹人懷疑，便自作聰明地冒出用諸慧麗的名字開處方的主意，想給以後一旦出現的調查留一個謎團。
2月28日，小龍早早去了將軍墳，待到曹秋林抵達汽車站後便挨上去作了案。她當時就溜回“先鋒廠”家屬區。換下了作案時穿的衣服，本來想馬上離開的，但在急急忙忙返回的途中扭傷的腳開始腫脹疼痛了，難以行走。於是只得留了下來。次日，她接受鄺裕祥的勸告，由鄺帶著去家屬區醫院治療，但是拍過X光片子後，她卻又改變了主意，堅持要走。鄺裕祥便把她送往將軍墳車站，看她乘坐的開往芙蓉溪的汽車離站了方才駕著摩托車返回。
至此，“2·28案件”的案情已經完全明瞭。倪炯敏立刻掛通了北京的保密電話，向公安部彙報情況。鑑於該案性質已經起了變化，由最初判斷的普通刑事案轉為間諜案，所以他當即請示是否需要“走馬換將”，調政治保衛線的專家來指導進行下一步偵查工作。
公安部有關領導經過研究，決定仍由倪炯敏指導並協助偵查指揮部把“2·28案件”一查到底，抓獲案犯，追回密件。
1972年3月9日中午，“2·28案件”偵查指揮部召開案情分析會，研究那個自稱“小龍”的克格勃女間諜的去向。
會議開始時，倪炯敏公佈了一個有關失竊密件自毀裝置的秘密：據曾厚望在請示核試驗基地獲准後告知，曹秋林失竊的那份密件的外形如同一個西裝皮夾，外用特殊材料密封，防水防火。內有一種自毀液體，當外面一被啟封，自毀裝置就自動開啟，只要開啟密封層，裡面的密件上的文字、資料就會在瞬間被毀，密件就成為一份廢紙。只有將密件放進特製的儀器中經過處理後，才能安全開啟，獲得密件上的內容。倪炯敏臨末道：“作為克格勃這樣的間諜機構，不會不懂得密件的自毀裝置，所以，他們向‘小龍’下達任務時，一定會交代這一點。所以，‘小龍’竊得密件，並不意味著已經竊得了機密，只要她還沒越境，密件就一定還完好無損。我們現在的思考聚焦點，是定在‘小龍’是否還在中國這一點上。”
吳榮德說：“今天凌晨，我們已向全國各邊境口岸發了緊急傳真電報，要求協查自2月28日至今持合法證件出境的女青年中是否有形如‘小龍’的。至開會前五分鐘，最後一份回電已經發來，各個口岸均未有這樣的女青年出境。也未搜撿到狀如密件的物體。
因此，我想，那個‘小龍’一定還在國內。”
公安處長的這個觀點，與會偵察員中有人贊成，但更多的人卻是提出異議，對“小龍”得手後這麼長時間仍不越境赴蘇向克格勃交差的意圖表示懷疑。“小龍”已經得手，她還不走幹麼？難道身負其他使命？這不合間諜活動的規律，擔任盜竊密件這樣的重任的間諜，向來都是“一行不兼二差”的。對此，“吳派”觀點者作出瞭解釋：密件雖小，但畢竟無法透過我邊境口岸的檢查，所以，“小龍”只能攜密件以非法形式出境。這就需要接應，而克格勃方面在交代任務時因不知竊取密件的確切時間，因此肯定得放一定的餘量，把接應日期定在稍後的日子，“小龍”不走，就在等這個日期的到來。
如此解釋，過於牽強，另一觀點者馬上指出：如果這一觀點成立，那麼吳處長前面的觀點就立不住腳了，因為完全有可能“小龍”早已越境日蘇聯了。一時間，雙方各不相讓，爭得不可開交奇書Qisuu網。爭了好一會，劉城副處長和吳榮德處長低聲交換意見後，打招呼讓大家都住口，請倪老師說幾句開導開導。倪炯敏笑道：“這個問題我也在琢磨，初步想法是宜在鄺裕祥的供詞裡找答案。大家可以再看看，鄺裕樣的供詞筆錄。”
於是暫時休會，一些人“自由活動”，一些人輪流閱讀鄺裕祥供詞筆錄。半小時後重新開會時，果然有個偵察員找到了答案：“‘小龍’還在國內的依據是她的腳扭傷了，難以進行非法越境。”
有人不以為然：“傷？傷到什麼程度？一個多星期了還不能走路？她離開將軍墳時不也是一個人上的車嘛！”
正當前面那位無言以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