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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決定開始實施脫逃。
費磊瞅準追捕人員都去吃飯，外面只留下那個天津女民警的機會，走到門口提出要上廁所。那個女民警讓他等一會兒，他不肯，擺出一副準備大吵大鬧的架式。車站派出所的一個民警見了，便帶費磊去。到了廁所門口，那個民警用鑰匙給費磊開手銬。剛剛開啟一個箍套，費磊突然蓄足勁道把一大口口水吐向對方臉部，隨後拔腿便跑。
那個民警被口水矇住了眼睛，伸手亂抓了一把，沒揪住費磊。
待到擦去口水，定睛一看，費磊已經逃出十幾米開外，馬上緊追不捨。費磊接連躥過幾條橫道線，來到一列停著的貨車前，這是最後一條鐵路了，過了這條鐵路翻過不高的圍牆，就算逃出車站了。費磊毫不猶豫，低下身子往車底下鑽，想鑽過列車，攀牆而逃。後面追趕的那個民警看見列車前方已經亮出了開車訊號，不禁大驚，連忙扯開嗓子發出警告：“別跑！危險！”
但是已經遲了，費磊整個身子此刻早已鑽進貨車底下，就在這時，列車啟動了。於是，悲劇發生了！
費磊之死對於博索安五人來說，是一個嚴重的刺激，他們在接下來的旅途中，幾乎沒吃一點東西，每個人都呆呆地坐著，神情木訥，形如木偶。追捕人員從人道主義出發，自己掏錢買了燒雞，分給五個犯人吃，免得他們餓出病來。
1968年5月6日下午，傅索安一行被押到了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所在地根河，囚於公安處看守所。傅索安作為首犯，仍是單獨關押。當天晚上，看守所把他們五人開出去，帶到了一間會議室樣的屋子裡，由公安處一位幹部對他們進行教育。原來，工作組知道傅索安一行已經押解來後，決定在5月8日、5月9日兩天舉行現場批鬥會。公安處方面擔心在押解途中出事故，所以派幹部對傅索安五人進行教育。幹部在教育中宣佈費磊已經自絕於人民，警告其餘五人不要走費磊之路，還說這是邊境地區，軍警民的革命警惕性極高，要想逃脫那無異於是白日做夢，痴心夢想！
這次教育對於傅索安來說，是一個提醒，但並未打消她脫逃的念頭，而是提醒她應當謹慎行事。當天晚上，她開始盤算如何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實施脫逃，以及脫逃成功後的去向，她決定遊過額爾古納河，逃往蘇聯。至於逃過去之後的事，傅索安不去考慮了，她認為自己如若不逃也是死路一條，逃過去最壞的打算也是死，扯平。如果不死，則是她的福分了。
次日一早，傅索安、金國安、陳冬芳、王慧珍、李白波五人仍被扣上手銬，押上警車。經過長途行駛，於當夜押抵奇瑪村。押解民警從安全形度考慮，停車後沒讓押解物件下車，就在車上待到天明。
1968年5月8日，工作組在鮑家莊召開批鬥會，對傅索安等六個“黑手”的罪行進行揭發、批鬥。鮑家莊的社員對“黑手”恨之入骨，除了口誅，有少數人還跳上批鬥臺以暴力教訓這五人，就像當年對付地主惡霸一樣，要不是押解民警盡力阻止，五人沒準都是直著上臺，橫著下臺。五人中傅索安因是首犯，接受的教訓最為深刻，等到批鬥會結束時，她的半邊臉面腫得像發麵，一隻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頭髮也被拉掉了一束。
批鬥會結束後，傅索安五人被押回奇瑪村，這天晚上他們被關押在原先他們所居住的集體戶裡。
奇瑪村的社員對“黑手”的看法和鮑家莊不同。他們認為傅索安等人如此作為是為了奇瑪村，並非為他們自己。因此，儘管他們一方面出於無奈接受工作組的命令安排5月9日將在奇瑪村召開的批鬥會，另一方面則儘可能給傅索安幾人以照顧。傅索安五人剛被押回集體戶，已撤去生產隊長職務的李能達和妻子郭菊花，以及其他一些社員就拿著雞蛋、雞湯、肉包子、餃子等來到集體戶。
郭菊花見傅索安被打成這副模樣，馬上讓人叫來生產隊衛生員，給乾女兒治療。
公安人員對於奇瑪村社員和犯人的接觸採取眼開眼閉的態度，這倒不是他們同情傅索安等人，而是怕困阻止這種接觸而和奇瑪村社員發生矛盾，惹出些什麼事情來。但是，這種寬容是有限度的，一小時後，公安人員就相當堅決地勸社員離開集體戶，並且不許在外面停留。接著，公安人員開始安排警戒措施。
本來，公安人員是有設想請奇瑪村方面派人協助值夜看守的，但是，先前這一幕使他們對這個想法產生了動搖，生怕協助看守的社員製造機會讓犯人脫逃。這樣，全部看守任務便由他們自己擔任。集體戶一共有三間屋子，東、西兩間是臥室，中間一間是客堂，公安人員把傅索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