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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也是在關進單人監房後的幾小時裡，傅索安頭腦裡開始浮現出“越獄”的念頭。但當時因為思緒極亂，所以她並沒有把“越獄”同“越境”聯起來考慮。
1968年5月1日清晨3點多鐘，傅索安在迷迷糊糊的半睡眠狀態中被看守員喚醒，讓她“出來”。監房外的走廊裡站著二男一女三個看守員，傅索安剛走出監房，就被他們扭住，她的雙手被反剪過來，扣上了一副手銬。
傅索安被押到看守所院於裡時，看見她的五個同伴已經一字兒並排在架著電網的高牆下面壁而立。他們也扣著手銬，但卻都是前銬。傅索安見狀，又一次意識到自己已被定為首犯，心裡深處泛起一陣涼意，禁不住顫抖不已。
看守員命令傅索安也站到牆邊去，但和金國安五人保持著一段距離。剛剛站好，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的追捕人員從辦公室裡走了出來，來到他們身後，其中一個嗓音宏亮而又透著威嚴的宣佈道：“你們六個聽著，現在把你們押解內蒙古。你們的犯罪地在那邊，所以必須押往那邊接受審處。押解途中，必須嚴守押解紀律：一、一切行動聽指揮，叫行就行，叫住就住，不許擅自行動。二、押解途中，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所有行動在事先都必須向我們報告，獲得許可後方可施行。三、從現在起，不準互相交談，打暗號。不準唱歌、哼戲、怪叫。上述三條紀律，必須嚴格執行，如有違反，將按照押解規定予以制裁，直至執行槍決！都聽明白了嗎？”
金國安、李白波、費磊、王慧珍、陳冬芳都以連連點頭表示，只有傅索安張嘴應了一聲：“明白了！”
這時，看守所的大門開啟了，從外面開進來兩輛警車，車上有幾名天津方面的警察，其中有一個是女的，他們跳到地下，跟內蒙古同行說了幾句話，雙方就把犯人往警車上押，傅索安、王慧珍、陳冬芳一輛，金國安、李白波、費磊一輛。
警車一駛出看守所大門，儘管馬路上空曠無人，但還是鳴響了警報器，尖厲的警報聲刺破了黎明的寂靜，馬路兩側的不少住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都爬起來開門開窗探看。警車很快就駛抵天津火車站，傅索安六人被押下車，被命令待在一間空行李房內，天津、內蒙古的十幾名警察如臨大敵一般地守在行李房周圍。
行李房裡，費磊正好坐在博索安旁邊，這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側著臉，用稚氣未脫的眼睛望著傅索安，小聲道：“傅姐，難道我們就這樣完了？”
傅索安冷冷一笑，悄聲道：“沒準吧！”
這時，那個女民警推門而進，對著傅索安喝道：“不許說話！”她拉了張椅於，在傅索安面前坐下。這個舉動使傅索安被迫取消了和費磊說幾句話的意圖，她沒有料到，這是她和費磊在人世間的最後一次對話。
傅索安一行的這次特殊旅行，是先從天津去哈爾濱，然後從哈爾濱那邊進入內蒙古。天津市公安局已經和鐵路方面取得聯絡，讓在徐州開往哈爾濱的17O次直快列車上留出兩個硬臥席廂（12個鋪位），供內蒙古警方押解犯人用。清晨4點39分，170次直快準點直駛抵天津站，在站臺邊緩緩停下。警察把傅索安六人押上最後一節車廂，分別在最末兩個席廂裡安頓下來。六名犯人，每人一張臥鋪，鬆開手銬的一個箍套，銬在床鋪鐵架上。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的五個追捕人員和天津警方借援給內蒙古同行的那個女警察，三個一組待在席廂裡，嚴密監視著犯人。
4時52分，170次直快列車汽笛長鳴，駛離天津車站。王慧玲、陳冬芳禁不住淚如雨下，抽泣不已。
170次直快抵達哈爾濱後，按照押解計劃，他們是在四小時後上開往海拉爾的列車。這四小時，當然不能押著犯人出站，追捕人員就把傅索安六人押往車站派出所在站內的治安值班室，關在裡間，等列車來了好上路。
這六人中，也許是傅索安最早動脫逃念頭，但是毫不猶豫付諸實施最早的卻是費磊。這費磊出身工人家庭，自幼就是頑劣小子，長得又瘦又小，在學校里人都稱他“瘦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經過將近兩年無法無天的造反生活，他更是自由自在慣了，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現在冷不防被一副銬子扣住了雙手，丟失了自由，對於他來說，真是比死還難過。所以，費磊打定主意，認定一個“逃”字。他不像博索安那樣，做事會動腦筋，前三後四反覆考慮後方才實施，他是不由分說，逮住機會就上。列車行駛途中，費磊想逃，但因為看得緊，只得罷休。現在，被關在治安值班室裡，便認為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