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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胡斯曼很同情他們，但是並不認為盟國會參與任何與俄國敵對的談判。儘管如此，他還是給一個朋友馬克斯·魏貝爾少校打了電話。魏貝爾是一位四十四歲的職業軍官，曾就讀於巴塞爾和法蘭克福的大學，並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他同樣意識到了義大利北部的共產主義威脅。熱那亞是瑞士人的首選港口，如果它被共產黨控制了，他祖國的經濟將遭受影響。魏貝爾知道，如果他參與密謀，並且被人發現，那麼，他的職業生涯便將被葬送。但是，一項有沃爾夫參加的計劃激起了他的興趣，他答應合作——當然，不是官方的，因為這意味著違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胡斯曼找不出一個比魏貝爾更理想的人選來促進他的計劃了。魏貝爾是瑞士軍隊中的高層情報軍官，他可以安排任何德國的談判者秘密來到瑞士。他還認識艾倫·W。 杜勒斯，一個神秘人物，人們通常認為他是羅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1942年，杜勒斯在伯爾尼設立了一個辦事處，並使用了“美國陸軍部特別助理”這一含糊其辭的頭銜。但是，瑞士的新聞界卻不顧他的否認，堅持稱他為“羅斯福的特別代表”。事實上，他既不是自己所宣稱的人物，也不是自己所否認的人物。他是威廉·J。 多諾萬少將的美國戰略服務處在德國地區、東南歐以及法國和義大利的部分地區的代表。杜勒斯是一位長老會神父的兒子，一位美國部長的孫子，還是另一位部長的侄子。他曾在他哥哥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事務所裡從事法律行業十五年。杜勒斯身材肥胖，態度隨和，非常友善。他常穿一身粗花呢衣服，嘴裡總是叼著菸斗。他看上去就像一位教授，是靠捐贈得到了一把交椅。可是，他極其熱衷於收集政治情報，而且尤其喜歡偷偷從飯館後門溜進溜出，或者是在晚宴上神秘消失。
第八章 “縱橫字謎行動”（2）
在胡斯曼打電話的第二天，即2月22日，魏貝爾邀請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羅·馮·S。 格韋爾尼茨共進晚餐，並告訴他們，他有兩位朋友，非常希望同他們討論一件雙方都將很感興趣的事情。“如果你們願意，我將在晚飯後把他們介紹給兩位。”他說道。當然，杜勒斯不能馬上親自出場，他建議由他的助理先去見見這“兩位朋友”。
格韋爾尼茨舉止文雅，相貌英俊，身上有著一種神秘色彩。他的父親格哈德·馮·舒爾澤·格韋爾尼茨教授是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一位大學教授，一位作家。在納粹上臺之前，他還曾是德國議會的議員，曾參與起草《魏瑪憲法》。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同政界的朋友一起，為美—英—德聯盟的形成而努力著。他認為，這一聯盟是保證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徑。他的最後一本書是對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的回答，其中表達了自己對於*制的最終信念。
小格韋爾尼茨在法蘭克福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1924年，他前往紐約。在那裡，他從事國際銀行業務，併成為了一名美國公民。希特勒上臺後，他將他父親的信念付諸實踐了。他認為，在德國反納粹分子同美國政府之間建立並保持密切的聯絡，是他的一項特殊使命。一些反納粹分子領袖已經結識了他，並對他寄予信任。而他也感覺，如果能夠說服杜勒斯相信這些人的誠意，那麼，在推翻希特勒政權或以某種方式早日結束戰爭這一問題上，將邁出很大的一步。杜勒斯在伯爾尼設立辦事處時，請求格韋爾尼茨為他工作。漸漸地，兩人之間發展出了一種密切的合作關係。
帕爾裡利向格韋爾尼茨介紹了義大利的局勢。格韋爾尼茨禮貌地聽著，但心中充滿懷疑——這太離奇了——不過他說，如果帕爾裡利還有具體的提議，他將再同他會晤一次。帕爾裡利問，是否格韋爾尼茨本人或他的一位同事願意直接同齊默爾或者多爾曼談談。
“可以安排一下。”格韋爾尼茨回答。會面結束了。
帕爾裡利返回了義大利。沃爾夫本人第一次獲悉了同杜勒斯的接觸。他決定放棄透過教皇或英國人進行談判的努力，派多爾曼去了瑞士。3月3日，魏貝爾少校秘密把多爾曼和齊默爾帶過基亞索邊境，在那裡，帕爾裡利和胡斯曼博士會見了他們。讓兩人驚訝的是，多爾曼的表現是與他們平起平坐，而非身處一個哀求者的地位。在盧加諾的比安希飯店，他宣稱，他期待與盟國談判出一個“公正的和平”，以挫敗共產黨在義大利北部的野心。胡斯曼博士回答說，德國沒本錢討價還價，在戰爭結束之前幻想西方國家能夠切斷同蘇聯的聯絡，純屬愚蠢行為。
多爾曼認為這是討厭而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說教，但是卻側耳傾聽，未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