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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僅僅是兼課教師而已。他並非該校正式職工，可以不參加該校的政治運動，依然十分“自由”。
他的算盤打得蠻不錯：有了錢，生活無憂無慮；有了自己的房子，象蝸牛有了硬殼，政治風浪來了，可以躲進“避風港”；成了兼課教師，對外人可以自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師”，不會象“無業遊民”那麼叫人瞧不起。
萬萬想不到，冰涼的手銬會突然戴在他的手上！
姚蓬子的被捕，原因諸多。其中之一在於胡風事件：當反胡風運動的調門越唱越高，胡風被定為“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的“首領”，姚文元成了反胡風的“英雄”，姚蓬子卻大倒其媚。由於作家書屋出版過胡風著作，他曾跟胡風有過許多交往，在清查“胡風分子”的時候，便查到了他的頭上。他被列入“胡風分子”嫌疑名單之中。
原因之二在於潘漢年。潘漢年是姚蓬子當年的入黨介紹人。解放後，潘漢年擔任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對姚蓬子的叛黨經過，一清二楚。姚蓬子每當看見報上登著“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字樣，便觸目驚心，惶惶不安。他曾私下裡對人說：“只要潘漢年在上海，我永遠沒有出頭之日！”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出差去京的潘漢年突然在北京飯店三○三室被捕，罪名是極為可怕的：“內奸”！後來，潘漢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在“文革”中死於監牢。直至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宣佈“潘漢年事件”乃是一樁冤案。
潘漢年的被捕，也牽涉到姚蓬子。因為當年姚蓬子擔任中共特科聯絡時，頂頭上司便是潘漢年。潘漢年既然是“內奸”，那麼姚蓬子也有“內奸”之嫌——唉，不論潘漢年在臺上還是在臺下，都使姚蓬子的日子過得不安寧！
於是，姚蓬子作為“胡風分子”和“潘漢年分子”的雙重嫌疑，由公安部六局拘捕審查，押往北京。
經過審查，姚蓬子既定不上“胡風分子”，也夠不上“潘漢年分子”。不過，七審八查，卻查出了他的叛變問題。《中央日報》上那《姚蓬子脫離共黨宣言》，白紙黑字，姚蓬子無法抵賴，不得不寫下《我在南京獄中叛黨經過》長篇交代，交給了公安部……
姚文元是黨員。家裡發生瞭如此重大的政治性問題，他理應向黨組織彙報。他卻不聲不響，想瞞天過海，因為反胡風的“英雄”有著這麼一個父親，錦繡前程付諸東流！
隱瞞畢竟無濟於事，黨組織找姚文元談話了。本來，直至解放後，姚文元還在組織面前宣稱父親是“黨外民主人士、進步作家”，這一回支支吾吾，咬文嚼字。半晌，才說出一句：“我父親是革命低潮時的脫黨分子。”僅僅是“脫黨分子”，而且是在“革命低潮”時才“脫黨”的，姚文元的每一個字都注意了“分寸”！
“我早就跟父親劃清界限！”姚文元馬上又補充說明，“我一向住機關宿舍，就是為了跟家庭劃清界限。去年春節，我回家過年，母親給我吃白米飯，我很生氣。我對她說，現在大家都吃紅米飯，我們家裡怎麼特殊？我批評了家裡，連飯也沒有吃！”
他瞪著一雙金魚眼，說罷，習慣地用右手衣袖擦了擦額上的冷汗。
黨組織沒有當面戳穿他的西洋鏡。
沒多久，機關裡開展肅反和清查“胡風分子”，姚文元心中如同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
姚文元跌入了泥濘的路。
起初，區委宣傳部裡查出了一個反革命分子，而此人跟姚文元來往密切，涉及了姚文元。
接著，有人檢舉說，姚文元“宣揚過胡風文藝思想”。
緊接著，姚文元被列為清查物件——清查他跟胡風的關係。一個反胡風的“英雄”，落到這種地步，可謂慘矣！
最使姚文元傷心的是，物件吹了！
那時候，姚文元熱戀著區委組織部副部長金英，而金英正舉棋不定；眉清目秀的她，看到姚文元接連發表那麼多反胡風的文章，有點動心，可是她又覺得組織部裡另一位男青年風度瀟灑。一表人材，遠在姚文元之上。
金英是上海民本中學地下黨員，一九四八年一月入黨。她在黨內職務比姚文元高。在肅反運動中，金英成為區委機關的三人小組成員之一。她，一副冰冷的面孔，代表組織找姚文元談話，要姚文元交代跟父親姚蓬子的關係，交代怎樣宣揚胡風的文藝思想……
望著金英鐵板般的臉，姚文元心似刀絞。
完了，完了。父親被捕了。不能發表文章了。受到審查了。戀愛告吹了。接二連三的打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