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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日轉載。
在這篇文章裡,姚文元的調子唱得更高了:
“看了《人民日報》公佈的第二批材料後,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燒得滾燙。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目的,他們企圖顛覆人民民主政權和使反革命政權復辟的陰謀,現在是赤裸裸完全暴露出來了。……
“我要求把胡風反黨集團全部陰謀活動徹底追查清楚。
“我要求對黨的死敵——反革命集團首惡分子胡風依法予以懲辦!”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對於姚文元來說是極不平常的。他發表了十三篇批判胡風的文章,其中半數登在《解放日報》上。他作為“棍子”,第一次打出了“棍威”。於是乎,他給自己插上了一根美麗的羽毛,曰:“青年文藝理論家”!他在文壇上冒出長角帶刺的腦袋。
就這樣,姚文元靠著批胡風起家,靠著張春橋往上爬。他所寫的《論胡風文藝思想》,竟奇蹟般變為他批胡風的“資本”。
從此,他把見風使舵當成看家本領。把“反戈一擊”當作“成功秘訣”。他成為文壇上的投機商。
跌入了泥濘的路
反胡風運動,在一九五五年六月,達到了高潮:六月十日,《人民日報》公佈了關於胡風的第三批材料;二十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毛澤東寫了序言和按語。
照理,作為反胡風的“英雄”的姚文元,此時此際應當然鼓譟而進,再發表一批討胡“檄文”。
出人意料,姚文元突然偃旗息鼓,從報刊上消失了:從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姚文元整整沉默了一年,連“豆腐乾”文章也未曾發過一篇。
意氣正盛的姚文元,怎麼會一下子收聲斂息?
哦,這裡用得著一句中國諺語:“大水衝了龍王廟!”反胡風鬥爭,反到了“英雄”頭上來了!
對於姚文元來說,那是難忘的一天;他正在機關寫批胡風的稿子,忽然有人告訴他,說是他的母親來了。
髒衣服不是在星期天已經帶回家洗掉了嘛,母親來幹什麼?
姚文元匆匆奔出大樓,只見母親周修文神色緊張站在大門外。
她悄悄附在姚文元耳邊說:“爸爸給抓去了!”
姚文元一聽,臉色陡變。略微鎮定了一下,他說:“你趕緊走。我下班以後回家。這訊息對誰也別講!”
“你放心。”母親說,“我怕別人知道,才來機關找你。我怕打電話會被總機聽見……”
周修文說罷,急急走了。
下班之後,姚文元悄悄回家了。
直到夜深,姚文元才若無其事地回到機關宿舍。
這一次,姚文元蒙受了沉重的打擊……
解放之後,姚蓬子仗著有二十三萬元(即舊人民幣二十三億元)的資本,仍然開他的作家書屋,當他的老闆。
不過,他沒有宣鐵吾那樣的靠山,不能再做紙張投機生意了,收入遠遠不及紙販子的年月。
令人頭痛的是,作家書屋裡的職工成立了工會。工會成了他的對頭。
工會一次又一次跟姚蓬子談判,要求增加工資,提高福利。
姚蓬子總是打“太極拳”。實在沒招兒了,這才象擠牙膏似的,增加一點工資、福利。
一九五五年,在全國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作家書屋併入了全民所有制的上海教育出版社,作家書屋的職工,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職工。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資料員——不過她實在幹不慣,做了一年就洗手不幹了。
姚蓬子在作家書屋關閉之後,乾脆,寧可做一個自由自在的“無業遊民”。
他倒有點“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有著叛徒歷史和姦商劣跡,又是地主、資本家“雙料貨”,在共產黨手下別指望在政治上東山再起。
他慶幸自己在解放前夕,狠狠地在經濟上撈了一把。如今,不僅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有一筆可觀的存款。即使夫妻雙雙不去工作,光拿利息、定息。就足以維持生活。
他樂得在家逍遙自在,大可不必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去當一名編輯。
他也慶幸在解放前夕。讓兒子姚文元擠進了共產黨。從此,兒子有了比大學文憑更重要的黨票,有了比利息、定息更重要的政治資本。
在家裡實在閒得無聊,他就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兼點課,講講中國文學史,講講《水滸》研究,拿點講課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