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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條主義的文章。……”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反對教條主義”的含義，也就是反“左”。姚文元一個勁兒在那裡“反對教條主義”、“批判教條主義”。
也就在這篇《一點補充》裡，姚文元大大地讚揚了《在橋梁工地上》他說：
“例如《同甘共苦》和《在橋梁工地上》，都相當深刻地刻畫了人物在新舊鬥爭和個人生活中的複雜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動態，並且透過人物性格的折光，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的重大問題，也應當算在‘重大題材’之內。……”
《在橋梁工地上》的作者，是劉賓雁。《在橋梁工地上》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話劇《同甘共苦》後來也遭到了“批判”。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反右派鬥爭在全國展開。這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也就在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震動全國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拉開了反右派鬥爭的大幕。
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的口號聲中，王若望和劉賓雁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姚蓬子也被戴上帽子。
姚文元有那麼多公開發表的“右派言論”，“右派分子”的帽子早已在他的頭頂上盤旋，隨時可以“光臨”他的腦袋。何況，水有源，樹有根，要“挖根”的話，那是很便當的——因為父親受到審查，因為自己捱了批判。他的心中怨氣沖天……
完全出人意料，姚文元不僅沒有成為“右派”，他搖身一變，又成了“英雄”——一名震全國的反右“英雄”！
對於姚文元來說，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是他的歷史的轉折點……
突然躍為“新星”
六月十四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國震動，令上海震驚。
六月十四日下午，一輛轎車駛往上海靜安寺附近的“海格大樓”。車上坐著張春橋和“新星”姚文元。
海格大樓，原是德國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籌資建造的，因而得名“海格大樓”，也就是現今的靜安賓館，當年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辦公的所在地。聽說“慶施同志”召見，姚文元搓著雙手，興奮得不知該把手放在什麼地方才合適。
“唷，那麼年輕呀！”柯慶施一邊握著姚文元的手，一邊問，“多大啦？”
“二十六歲。”姚文元趕緊答道。
“年輕有為，年輕有為哪！”柯慶施連聲說，“你的文章，很老練，不象二十幾歲的人寫的。”
姚文元一聽，有點緊張，馬上說道：“我的文章，都是我自己寫的。”
“哈哈哈哈，”柯慶施大笑起來，“請坐，請坐。我是說，你的文章、你的思想，超越了你的年齡。”
姚文元的心，放了下來。他趕緊掏出筆記本，飛快地用筆記著。這時，他的雙手才找到最合適的位置。
“你的情況，春橋同志都已經跟我說了。”柯慶施收起了笑容，開始了正式的談話，“你的階級鬥爭的嗅覺很靈敏，這一點很不錯！”
姚文元的筆，在小本子上飛快地記著。
“階級鬥爭的觀點，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根本的觀點。我們應當用階級鬥爭的觀點觀察一切，分析一切。當前，反右派鬥爭剛剛打響，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你要爭取成為一名反右尖兵，要不斷寫出《錄以備考》那樣的好文章。……”柯慶施用作大報告的口氣，說了一大通。
姚文元只忙於記錄，彷彿在聽報告，忘了這是在跟書記談話。
“以後，你常跟春橋同志保持聯絡。要隨時瞭解來自黨中央的聲音。只有訊息靈通，才能寫出好文章。”柯慶施一邊說著，一邊指了指坐在一旁的張春橋。
“我們早就認識。春橋同志給過我許多幫助。這一次，多虧他把要開展反右派鬥爭，要批判《文匯報》的重要訊息告訴我，我才會寫出《錄以備考》。”直到這時，姚文元才想起應當說這樣幾句必須說的話。
張春橋坐在一側，只是微微笑著，慢悠悠地抽著香菸。他深諸柯慶施的脾氣——不喜歡別人隨便插嘴。
等到姚文元說畢，他才講了一句他必須說的話“慶施同志象毛主席一樣，歷來是很重視抓階級鬥爭、很注意抓報紙的。”
“以後要寫什麼文章，我讓春橋告訴你。在報紙上，由你出面，比我、比春橋都要方便。”何慶施的這句話，使姚文元受寵若驚。
這是當時一個“大拇指般的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