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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姚文元親耳聽見毛澤東對他的褒揚，真是有點受寵若驚了。扳扳手指頭，這一個來月，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二月六日，他發表《教條和原則》；第十天——二月十六日，毛澤東便談到他；眼下，才一個月零四天，毛澤東又一次談到他……
發表一系列“右派”言論
從北京回來之後，姚文元自然是“倍受鼓舞”。不知是他過分注意了“防止片面性”，還是當時大鳴大放的熱烈氣氛感染了他，或是刻意於政治投機的他此時轉向了“右”，他竟發表了一系近乎“右派”言論的文章……
姚文元捱過整，他對於“挖根”之苦，有了深切的體會。於是，他寫文章，抨擊那種“挖根”之法：
“動不動就用‘挖根’來代替一切具體分析，是教條主義的方法。然而我們不少人，是習慣於用幾頂帽子來代替具體分析的，這在整風中是應當改一改了。”（《敵友之間》，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解放日報》）
他也反對起“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只是後來他卻成了自己批判過的那“一萬個人中間只有一個”的人：
“有這樣的人（也許一萬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他用把同志當作敵人來打擊作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是這種人的口號。但歷史證明，這種極個別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的野心家，是並不能永遠維持自己的‘威信’，他遲早總會被拆穿。”（同上）
他，居然也反對“棍子”。他認為：
“批評家應當成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給作家打分數的教師，他應當成為懂得作家的心的摯友和諍友。……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猩猩借猩猩’，批評家和作家之間也應當有這種感情。”（《論“知音》，一九五七年第二期《文藝月報》）”
遺憾的是，當他成為“金棍子”之後，早把什麼“知音”呀、“諍友”呀，忘得一乾二淨，變“惺惺惜惺惺”為“惺惺整惺惺”！
他也曾把“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幹部，大聲叫嚷“放下架子”：
“一個領導幹部要同群眾接近，第一件事是什麼？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
“一個黨員要同黨外人士談心，第一件事是什麼”我覺得第一件事同樣是：放下架子！
“拆牆也好，填溝也好，首先還是把那種高人一等的貴族架子摔掉，沒有揮架子的勇氣，自己高坐在雲霄之上，大喊：”大家來拆牆呀，大家來填溝呀！“恐怕牆還是牆，溝還是溝。
“如果把靈魂深處的優越感整掉，把言行上的盛氣凌人整掉，那牆就至少倒了一大半，溝也一定填平了一大半。……”
他批評說，“領導幹部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特殊的權利，造成一種脫離群眾的‘架子’。”（《放下架子！》，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解放日報》）
他的這番頗為尖銳的言論，在當年反右派時扣上“反對黨的領導”之類帽子，是極為容易的。
姚文元在“鳴放”時最“危險”的言論，莫過於他對王若望的附和和支援。
姚蓬子在會上支援王若望。在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鳴放會上，王若望發言之後，姚蓬子立即站了起來，顯得異常激動，大聲地吼道：“我代表中國人民，支援王若望的發言！”
姚蓬子獲釋回家，滿肚子的冤氣，滿肚子的牢騷。他動不“我代表中國人民”，那麼大的口氣，倒向來是他的風格。
姚氏父子配合默契。姚文元在報上發表文章，支援王若望。
王若望在一九五七年那“早春天氣”中，他接二連三發表了鋒芒畢露的雜文《步步設防》、《挖掉宗派主義的老根》、《不對頭》、《一板之隔》等等。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當姚文元從《文匯報》上讀到王若望的《步步設防》，不由得拍案叫好。當即欣然命筆，寫了《一點補充》。五月七日、八日的《文匯報》，連續刊出了姚文元對王若望的“補充”：
“王若望同志寫了一篇‘步步設防’的文章，尖銳地批判了‘前半截表示同意黨的方針，但是後半截又預先訂出若干保留專案’的思想，我認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現在我們要進行既反對教條主義又反對機會主義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但首先是著重反對教條主義……我們需要更多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