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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文化大革命”，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開始，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幫”下臺止，歷時十年零五個月，故稱“十年內亂”，亦稱“十年浩劫”。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提出一系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
《五·一六通知》中的精髓，是這樣一段在“文革”中人人都熟知的名言：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就在《五·一六通知》透過之後，隔了一天，林彪在五月十八日上午，面對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與會者，作了那次大念“政變經”的著名講話。林彪攤牌了，誣陷彭真聯合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搞政變，一手泡製了大冤案——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真、羅瑞卿、陸定一都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尚昆為候補書記。羅瑞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陸定一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楊尚昆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如果說，攻廖沫沙、批吳晗、揪鄧拓是“文革”的序幕，那麼清除“彭羅陸楊，：則是”文革“開幕第一仗。從挖”三家村“的後臺，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牽連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姚文元為揭開”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馬功勞“。
林彪的“五·一八講話”，把“三家村”和“彭羅陸楊”聯絡在一起，清楚地說明了“文革”的序幕為什麼會從對“三家村”開刀開始：
“羅瑞卿是掌握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羅長子（注：羅瑞卿個子高，人稱”羅長子“）的手長，彭真的手更長，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搞政變有兩個東西必須搞，一個是宣傳機關，報紙、廣播電臺、文學、電影、出版，這些是作思想工作的，資產階級搞顛覆活動，也是思想領先，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另一個是軍隊，抓槍桿子，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桿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軍隊，不論是會場上的政變，戰場上的政變，他們都可能搞得起來，大大小小的鄧拓、吳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緊了拳頭，提高了嗓門，拖長了聲調，說道：
“我們同他們鬥，但內部要團結，要以毛主席為中心來團結，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來團結，他們這些傢伙的共同點，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無論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鄧拓、吳晗、廖沫沙等等都是這樣，材料太多了。”
就這樣，“彭羅陸楊”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後臺”，七個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線”串了起來。哦，“圍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後臺”是第五步棋。
就在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發表半個月——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等七人在康生妻子曹軼歐的“輔導”下，在北京大學大飯廳東牆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六月一日下午，康生把北京大學大字報的內容，打電話告知正在武漢的毛澤東。毛澤東同意當晚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翌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這張大字報，全國震驚。六月三日，中共北京市委改組，李雪峰任新市委第一書記。吳德任第二書記——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向中共北京市委連發三炮，此時終於從組織上摧垮了原中共北京市委。“文化大革命”從北京推向全國，大字報風起雲湧，揪“走資派”之聲響徹雲霄。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