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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姚文元在討論《海瑞罷官》的過程中，除了以“勁松”、“伍丁”的筆名，丟擲《歡迎“破門而出”》、《自己跳出來的反面教員》之類“棍文”，便埋頭於整鄧拓的材料。
張春橋的“圍城打援”，終於奏效：《北京日報》登出了《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中共北京市委的政治理論刊物《前線》登出了《是革命呢，還是繼承呢？》，署名“向陽生”。
密報！密報！“向陽生”即鄧拓！
好，好，另一支援軍也出動了：《人民日報》發表了《〈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思潮？》，署名“方求”。張春橋、姚文元認定，這是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
密報！密報！“方求”即周揚！
第十章 拉開“文革”大幕
二月：南北對壘
一九六六年春節剛過，大地又是一片銀光耀眼，冰封雪覆。
小孩兒照樣在放鞭炮，女人照樣在穿新棉襖，老頭、老太婆照樣在吃餃子，小夥子照樣在下棋、玩撲克。誰都未曾想到，一南一北，“對臺戲”在悄然開張。
北京，二月三日至七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連日舉行擴大會議。
這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在起草“九評”的過程中，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建立的，直屬於中共中央領導。所謂“五人”，乃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吳冷西當時為《人民日報》總編。
“五人小組”自成立以來，事務不多，開會也不多。然而，這一次開起會來卻連軸轉。因為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作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不能不予過問。於是，組長彭真決定召集會議，議題為“對批判吳晗同志所寫《海瑞罷官》的情況及繼續批判的問題進行討論”。
“我看，一定要強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原則。”會議一開場，彭真就明確地談了自己的意見。
陸定一、周揚、吳冷西都贊同彭真的見解。唯有康生用手摸著小鬍子，不置可否。
經過幾天討論，由彭真主持制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因為會議是在二月召開，這個提綱後來便被稱為《二月提綱》。《二月提綱》共分六個部分：
（一）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
（二）方針；
（三）隊伍；
（四）左派要互相幫助；
（五）關於爭論問題要準備質量較高的文章；
（六）關於組織領導。即成立“學術批判辦公室”，許立群為主任，胡繩負責主持學術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綱》的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象軍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中共中央在二月十二日同意《二月提綱》，並向全黨轉發。
《二月提綱》的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五人小組”開會的前一天——二月二日，在上海錦江飯店，也是五個人，在召開另一個會議。從二日開至二十日，花了十八天。
會議的主角，便是那位上海的“女客人”。她剛從蘇州來。在蘇州，她跟正住在那裡的林彪、葉群作了一筆重要的政治交易。林彪“委託”她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當她來到上海，林彪已指令總政治部派出劉志堅、李曼村、謝鏜忠等人從北京飛抵上海。
她提議採取“看電影、批黑線”的方式來開會。張春橋雖不是會議的正式成員，卻不時出現在錦江飯店裡，三天兩頭參加座談。
就這樣，經過“個別交談八次，集體座談四次，看電影三十多部，看戲三次”，寫出了會議紀要。這個紀要，實際上是她講，別人記而已。記錄經張春橋動手修改，又經陳伯達修改，成了那份《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人們簡稱《紀要》。
《紀要》與《二月提綱》針鋒相對。它的主題是：“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
由於得到林彪的支援，毛澤東的同意，《紀要》戰勝了《二月提綱》。
四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