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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一塊石頭落了地。幾個月來思想上不能解決的問題一下解決了，頓時表現非常高興，並說：”你們在外邊逼，我們在裡邊勸，我們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
這次會談，為中國共產黨同張學良、楊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礎。
同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立刻致電當時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當晚，毛澤東、周恩來電覆張學良，表示“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
12月15日，周恩來偕羅瑞卿、杜理卿等18人啟程，17日到達西安，傍晚就同張學良會談。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瞭解具體情況以便作出決斷。會談中，周恩來表示的態度是：要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可以宣告如果南京挑起內戰，則蔣介石的安全無保障。雙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談判條件。6日，他電告中共中央說，南京親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蔣介石的態度開始時表示強硬，現在也轉取調和以求恢復自由。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後，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中央電，指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後發表通電，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團結全國，一致抗日。周恩來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的局面在中國出現。事變中，蔣介石的諾言是：“決不打內戰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一到杭州，二上廬山，同蔣介石直接談判。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成立後，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並領導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反對投降、分裂、倒退，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來認為，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總方針是又聯合又鬥爭。由於蔣介石在各段時間裡對抗日、對中共的態度、政策是有變化的，形勢是發展的，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應當隨之而相應地有所側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說：“抗戰前一段時間裡，我們的政策重心在爭取他抗戰，故強調其可變性與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動搖性與被動性就夠了。抗戰初期，我們的政策重心在爭取他長期抗戰，全面抗戰，故強調持久戰，強調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於是就要深刻地認識他的妥協性與兩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戰作用日益減少，反動方面日益擴大，並且著書立說，出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樣下去，必致抗戰失敗，內戰重起。故我們就要公開地揭穿其法西斯實質了。”
蔣介石在抗成初期有過假手日軍消滅開往前線的八路軍的打算，但未能實現。1938年，他主要想從組織上溶化共產黨，想把共產黨併入國民黨成為其中的一個派，但也沒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總的說蔣介石抗戰還比較努力，周恩來往往耐心地就國共合作問題解釋中共方面的態度，注重於推動蔣走向進步。1939年以後，蔣介石的重心轉向了反共。從這時起直到抗戰勝利，他的反共傾向總的說是逐漸增加的。從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開始到1942年以前，他採取了軍事上削弱以至消滅共產黨的策略。1940年策劃把八路軍、新四軍趕到黃河以北。這期間，周恩來對蔣介石仍在抗戰這一點，還是鼓勵的，但同時批評蔣介石國民黨“溶共”、“剿共”等行為是在破壞抗戰。1941年國民黨採取軍事“剿共”行動，發動皖南事變，周恩來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的著名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經成為這一事件的重要歷史見證。但是在這一年的反共轉入低潮後，周恩來立即努力爭取改善國共兩黨關係，後來就恢復了對話。1942年和1943年，蔣介石看到從軍事上採取反共高潮不能達到目的，反而引起國際國內一片反對，因而改用政治解決的策略。他兩次提出要對共產黨採取政治解決辦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澤東直接會晤。周恩來分析了這一情況，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指出：蔣介石對共產黨是在組織溶化和軍事削弱或消滅不曾得手之後，才改取政治解決辦法的，他的所謂政治解決，“是要我們屈服”，“是我們聽命於他的領導，即服從調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