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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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著就向各根據地派出“欽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個人都要由米夫佈置。在中共中央內部，王明壓制周恩來。周恩來曾經向遠東局訴說，但是王明有共產國際東方部作後臺，他的訴說毫無效果。周恩來極力保持住他所領導的中央軍委、特科和交通機關，不使王明派人打進來。例如王明曾經要派一個黃埔生黃第紅到中央軍委工作，而這個人實際上暗中已同蔣介石勾搭上。周恩來透過情報系統截到了黃第紅給蔣介石的效忠信，拿給王明看，王明才沒有話說。

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在南京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共產黨員錢壯飛得知後立即派人報告中央。周恩來在陳雲等協助下果斷地採取緊急措施，安全轉移了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全部機構，國民黨企圖一舉破壞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計劃落了空。接著，躲住在周恩來寓所的向忠發，不聽周恩來的勸告，擅自外出，被國民黨逮捕。周恩來正在設法營救，卻得到訊息說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冒險到自己的寓所去觀察聯絡訊號，斷定向忠發已經帶人來搜查過，趕緊離開。從此，周恩來再難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離開上海，坐船經廣東省的汕頭、大埔，轉到福建永定繼續航行，於下旬到達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這時，王明已經先周恩來於10月間離開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經對周恩來說，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來離上海前，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又對周恩來說，到中央蘇區後，周恩來是蘇區中央局書記，毛澤東管政府，朱德管軍事。這都是說，不要毛澤東管軍事。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後，糾正了當時蘇區存在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在軍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提出中央蘇區要“佔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澤東找周恩來談了在蘇區打寨子的必要，而不應打大城市，周恩來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他致電中共臨時中央，說明紅軍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難。

臨時中央回電說，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途擇一個城市攻打。

接到回電，周恩來只好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會議決定打贛州。毛澤東表示反對，但多數透過。2月4日至3月7日，紅軍打贛州，久攻不克，在國民黨軍大量增援的情況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後，周恩來不顧臨時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張毛澤東不應離開軍事的領導，而且對他言聽計從。3月30日，率紅軍東路軍行動的毛澤東電告周恩來，提議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開啟局面。4月初，周恩來從瑞金趕到長汀，召開作戰會議。會議批准了毛澤東提出的龍巖、漳州戰役計劃。會後，周恩來留駐長汀，負責調動兵力，籌集給養，保障前線需要。4月10日，紅軍攻佔龍巖。20日，攻佔漳州，殲滅國民黨守軍張貞部約四個團，俘1600人，繳獲大量物資。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沒有按照中共臨時中央的意圖辦事，使臨時中央感到十分不滿。4月14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個蘇區黨面前的主要危險”，目前蘇區極端重要的任務是“進行堅決的革命的進攻”和對右傾“作最堅決無情的爭鬥”。5月20日。臨時中央點名批評周恩來，說伍豪同志到蘇區後，雖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當的轉變”，但是“未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一切工作深入下層的徹底的轉變，或者還未開始，或者沒有達到必要的成績”。臨時中央在信中要他們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

對此，周恩來不得不作出檢討，而在軍事行動上仍聽取毛澤東的意見。7月21日起，他到前方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一起隨紅軍行動。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贊成中央局要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提議，建議以毛澤東為總政委。他和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對在後方的中央局要紅軍攻永豐城的意見，主張部隊在宜黃、樂安、南豐一帶爭取群眾，發展蘇區、佈置戰場。造成更有利於與敵人決戰的條件。這一爭論，發展到歷史上有名的寧都會議。

10月上句，召開寧都會議。會上，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後方的領導成員打著臨時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評“前方同志表現在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計不足，提出以準備為中心的主張”。強調“要及時和無情的打擊”這種“專去等待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