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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
周恩來。瞿秋白穩當妥帖地使中國共產黨轉好了這個大彎子，糾正了錯誤，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團結合作的氣氛。
兩年多時間中，在嚴峻的白區秘密工作條件下，周恩來正確地解決了上面這些關鍵性的問題。他不愧是這一階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上的主要主持者。從中國共產黨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確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革命在向著好的方面發展。
五、顧全大局相忍為黨
對於李立三的“左”傾錯誤，共產國際在7月時認為：“是在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錯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是在國際路線之下工作的”。
共產國際不認為是路線錯誤。
周恩來、瞿秋白就是本著這一精神，回國來糾正錯誤的。
共產國際下屬有一個東方部，部下分三個二級部，即遠東部、中東部、近東部。東方部部長名義上是庫西寧，副部長有馬基業爾、米夫等，米夫兼遠東部部長，實際上管中國黨。周恩來回國，走的路線是先從莫斯科到柏林，然後乘坐從柏林去中國東北的國際列車回國，在列車到達莫斯科站後，細心謹慎的周恩來，利用火車停留的時間，同馬基亞爾取得聯絡，再一次問他：國際的同志還有沒有新的意見？
馬基亞爾回答說，沒有了，按照國際七月決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可以說是完全按照共產國際七月決定辦的，周恩來、瞿秋白等貫徹得很好。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給六屆三中全會寫了信，說：讀了瞿秋臼、周恩來、李立三的發言，李立三”完全正確地瞭解了白己的錯誤“，”黨的路線常常是與國際路線相適合的，從來就沒有兩條路線，只是曾經在這條正確的路線上有過不正確的傾向“。
可是，正當局面已經扭轉，工作走向順利的時候，共產國際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講話記錄，十分惱怒，於是把李立三的錯誤性質升級，說它是“半托洛茨基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線”。共產國際在10月發出了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說是“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曾經有兩個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彼此對立著”，“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線，這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
這樣，六屆三中全會就被放到了調和主義的地位，周恩來、瞿秋臼遭到了責難，正確變成了錯誤。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壓力的時候，王明這個投機分子、野心家先於中共中央知道了共產國際的精神，寫了《兩條路線底鬥爭》的小冊子，形成宗派來反對中央，使黨內十分紊亂，在臼色恐怖環境中處於極危險的境地。毛澤東後來說：當時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人同王明合作，批評中國較正確的兩位領導同志，說他們是對立三冒險派的調和主義，硬把這兩個人的威信壓下去。
情況就是這樣，他們要把王明等人扶上臺，使中共中央置於共產國際的絕對控制之下。為了改組中國黨的領導，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曼努意斯基提出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並派米夫來華直接插手中國黨的內部事務。
周恩來、瞿秋白開始時曾進行申辯，說明三中全會是按共產國際的精神召開的。後來看到情況已發展到中央破產、黨內分裂的痛心局面，他們從照顧大局，相忍為黨出發，就不再辯解，接受國際決定，表示自己既已錯誤，應退出政治局，辭去中央職務，希望過去曾反對過立三錯誤的各方面的人團結一起，來執行國際路線。由於中共中央的工作離不開周恩來，他在黨內的威信使他們不便拋開周恩來，他的辭職未獲允准。周恩來服從組織決定，繼續工作下去。處於萬分痛苦中的周恩來，從大局出發，忍辱負重，維護了黨的統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上，周恩來、瞿秋白被置於“被告”席上，事實上成為主要的批判物件。周恩來被繼續留任，實際上是處於留職察看的境地，處境十分艱難。但為了黨的統一，使大家認識在黨內鬥爭中清除派別觀念的重要性，他在發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國共產黨正處在困難時期，現在要加緊將它恢復與健全，如果說“凡是過去堅決執行立三路線者，或是指導機關主要負責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們當派別看待，說他們不堪造就，這依然是立三路線的繼續，我們也是要反對的”。他儘量保護幹部，維持黨的元氣。
四中全會後，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