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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個檔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下去，指出八條命令“除第七條關於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條，都適用於地方”，力圖扭轉混亂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來主持在懷仁堂召開的碰頭會和稍前召開的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大義凜然的鬥爭。周恩來在會上還責問“文革小組”一夥：《紅旗》第13期社論發表前為什麼不送閱？在2月16日碰頭會的激烈鬥爭之後，當天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經與江青密謀，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在18日晚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同志。從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等在中央召開的多次會議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鬥這些同志，江青一夥指責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總後臺”。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組”已經透過“造反派”散佈“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把矛頭對準國務院和總理周恩來。1967年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