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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應當在黨委統一領導下，迅速組成抓革命和抓生產、抓業務等兩個班子：“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連”：“各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設計和商業、服務行業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進入”；等。這兩個檔案發下去後，各級黨委鬆了一口氣。它們維護了生產建設戰線和城鄉基層單位的相對穩定，制約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壞性影響。
這月下旬，周恩來主持批轉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於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的建議，報毛澤東同意後發出。同日。又報毛澤東後發出中共中央指示：學生和紅衛兵不到醫院串連，醫院內部按上述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的建議辦。周恩來還專門加了一句：“已經有紅衛兵組織的，不再進行發展，也不再進行內外串連”，要他們自動地取消。
這月底，周恩來在審閱《人民日報》國慶社論稿時，認為“將兩類矛盾沒寫清楚，這對當前運動的領導會發生影響”。並親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國17週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同月，毛澤東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13期發表社論，也提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周恩來不同意這一提法，為此專門找了毛澤東，說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說“左”傾右傾，並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的提法，這樣提合適嗎？毛澤東堅持自己的看法。周恩來則在後來多次接見群眾代表的講話中，反覆強調“資反路線”錯誤是認識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對於周恩來的言行，江青一夥感到十分惱火。9月底，江青讓陳伯達送給周恩來一份所謂幾個院校群眾組織的彙報材料，裡邊攻擊周恩來“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陳伯達授意下，由王力、關鋒執筆的《紅旗》雜誌社論中，提到反對“折衷主義”。清華大學大字報也指責“周總理有折衷主義”。林彪、江青一夥公然誣衊周恩來是“救火隊長”。但是，周恩來並不因此而停止採取穩定局勢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併發出中共中央檔案，指出：“革命學生組織不要限制原工作組或學校當局和上級黨政機關領導同志的行動自由，使他們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機密、要害部門、新聞、廣播部門和中央局首腦部門，一律不進行革命群眾的內外串連。”“不應干涉機關內部革命或妨礙機關正常工作，不應率領群眾進出機關辦公科室，進駐或封閉機關，搜查機關檔案，或要求設聯絡站，特別是不許進入機關中的機要、通訊和技術保密部門。”檔案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樣適用於革命學生組織與農村公社、城市企業、事業單位和科學研究設計機構之間的革命串連，“也不應干涉他們本身的革命和生產、業務問題”。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動群眾攻擊中共上海市委，10日製造了滬寧鐵路全線中斷行車30多小時的“安亭事件”。周恩來、陶鑄對他們進行了嚴肅批評。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處理這一事件的張春橋，同王洪文達成協議。同意他們的要求，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黨奪權的幫派勢力。
在中央，周恩來繼續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單位列為重點，不準外面的人去衝擊。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學校師生暫緩外出串連的通知。他還採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於林彪、江青一夥的阻撓、破壞，很多措施沒有能實現。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了經毛澤東審定的元旦社論，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張春橋、姚文元急忙趕到上海，接見“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的頭頭們說，“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裡守回來。”6日，在他們指揮下，以王洪文等為首的“造反派”篡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颳起了“一月風暴”。接著，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等省黨政領導機關先後被所謂“造反派”奪權。奪權之風遍及全國，加劇了混亂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來和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一起修改《中央軍委命令》稿，形成軍委“八條命令”，如一切指戰員及其他工作人員不得擅離職守，必須堅守崗位，嚴格區分兩類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或變相體罰，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行、罰跪等。周恩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