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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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中，就將基因的複製看作為一個處於中心地位的概念。對於基因是怎樣複製自己的，他頭腦裡有一種非常牢固的看法：基因開始時是兩種互補結構的複合體，每一種結構是創造另一種結構的基體，兩者在一起就構成了這個複合體。他曾經迷戀過自己這一美妙的結構，甚至達到了不能自己的程度，並且估計以後一定會有生物學事實來證明其正確性。

切加夫則認定問題是顯而易見的：鮑林“沒有利用自己的成果”。威爾金斯認為鮑林“只是沒有親自動手試一試，他本人甚至不願花上五分鐘時間真正研究一下這一個問題”。舒梅克則從理論的角度進行了概括，認為鮑林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安排足夠的人力去搜集充分而過硬的資料。裡奇補充說，加州理工學院的同事們在考察鮑林的模型時，還不夠挑剔，因而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在一定程度上，”他說，“他周圍的人也不夠賣力。”

對於自己是怎樣迷失方向的，鮑林有他自己的想法。開始時，他埋怨自己使用的X光照片。鮑林在訪問卡文迪什後一星期左右，就致函德爾布呂克，說這些糟糕的衍射資料使他抓不住要領。“我們手頭的X光照片是裡奇博士拍攝的，本質上與若干年以前阿斯特貝里和貝爾拍得的照片並沒有兩樣，實際上這是兩種型別的分子重疊一起的結果。……科裡和我曾想找到一種結構，它既能解釋一種型別的主要特點之一，又能解釋第二種型別的一個主要的特點。

後來，他又更加強調是因為把DNA的密度搞錯了，這一錯誤導致了三鏈結構的設想。“我誤入三鏈結構的陷阱，原因在於我不清楚這些化合物中水的含量到底是多少，”他這樣說道。“這種化合物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物質是水，核酸則不到三分之二，因此，我在計算過程中忽視了水的含量，從而得出了三鏈的結論。要是水含量計算得正確的話——我沒有意識到水的作用這麼大——那就會得到雙鏈結構了。

鮑林還責備自己對DNA的成分缺乏有關的知識。“如果我們對嘌呤和嘧啶進行過一些研究的話，那麼我就會具備必要的基礎知識，從而就可保證研究工作不會偏離正確的方向。然而我們對嘌呤和嘧啶根本就沒有作任何研究。

每一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只是談論到問題的外表，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

鮑林之所以在DNA的研究中跌了跤，可以歸之於兩方面原因：浮躁和自負。他急於求成，因為DNA是當時最大的研究課題，要是他不去攻克，就會有別人——很可能是某個英國人——很快去搶佔這一個高地。儘管他否認自己在DNA結構問題上在與英國的學者競爭，——“我並未感到自己在與沃森和克里克競賽，”他說道。“倒是他們認為在與我競爭”——實際情況是，他確實在競賽，對手不是沃森和克里克，而是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特別是還有他的老對手勞倫斯·布拉格爵士。鮑林之所以希望很快就公開自己的DNA結構，目的就是要打敗布拉格的課題組，打敗威爾金斯的課題組。但是，他還沒有把研究的準備工作做好就想碰碰自己的運氣了。

更為重要的是，他急急匆匆地行事，原因還在於，他認為自己有辦法補上留下的漏洞。他在阿爾法螺旋上取得了成功，因而變得很自信，認為自己完全能跳躍著前進。他在30年代後期作出的基本假設全是正確的；在15年中所作的深入研究全都證明了這一點。他關於氫鍵、平面肽鍵和非整數迴圈等所作的探索都得到了正確的結果。只要他堅持在他所熟悉的化學領域裡馳騁，他就無往而不勝。

阿爾法螺旋給他套上了成功的光環，同時也讓他染上了自負的惡習。在解決了阿爾法螺旋問題後，他以為自己不再需要做別人需要做的那些研究的準備工作了。很清楚，他是世界上解決巨分子結構——甚至包括其他各種分子結構——的最佳人選。他知道，自己曾用兩年的時間將阿爾法螺旋的基本結構正確地裝配起來，然後才發表有關的結果。在這長長的兩年中，布拉格隨時都可能找到其答案，將自己甩在後面。那時，鮑林曾一再遲疑不決，因為他吃不準5。1埃這個X光反射的資料，經過試驗才觀察到，這個資料根本與結果無關。他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覺，相信自己對結構正確性所具的敏感。他知道自己的三鏈DNA結構實在太緊密，知道帶有負電荷的磷酸存在著互相排斥的問題，但是他相信這些問題以後必定會得到解決，正如在阿爾法螺旋問題上，那個遲遲無法說明的反射現象最終還是作為盤繞螺圈的特性得到了解決。在他的模型中心部位裝磷酸，看上去是那麼漂亮，那麼巧妙，不可能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