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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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用詞使人想起了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的早期歲月。那時，科學家面對的也是威力巨大的新武器，一樣的動機，一樣的緊迫感，一樣的感受。只有科學家將事實真相告訴公眾，人們對核武器的厭惡才會帶來有序的新世界。愛因斯坦的逝世，在獻身於和平事業的科學家的精神領導這一問題上造成了一種真空。羅素只能在英國發揮自己的作用；在美國，就要由鮑林來舉起這面旗幟了。

已經到了1956年，根據鮑林自己的估算，他用了一半的時間閱讀和談論有關核彈和放射性塵埃的資料。他專心致志地查閱政府的報告、有關核戰爭的書籍、關於遺傳機理的科研文獻以及人們對核武器試驗的見聞等等，夜以繼日地尋找著有關的真理。

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為了消除公眾的擔心，聲稱大家每天都處在自然界放射性的包圍中，因為在地面上受到的太陽輻射和宇宙射線中，就有自然狀態下的放射性同位素。他們說，在這種“基底輻射”的基礎上，由於核試驗而增大百分之一的放射量，對每個具體的人來說，其影響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無論怎樣說，低劑量輻射與人類疾病之間有沒有直接的聯絡，此時並沒有任何過硬的資料。6月，原子能委員會總幹事劉易斯·斯特勞斯在一次內科醫生的會議上保證，到那時為止，所有核試驗釋放出來的放射性塵埃總量，使每一個具體的人受到的額外輻射量，並不比一次X光胸透更大。他說，有人聲稱，核試驗汙染了大氣，將來怪胎會增多，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鮑林認識到，原子能委員會對有關資料的解釋是片面的，因為它將重點放在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總體的人群上。低劑量輻射對每一個具體的人來說影響不大——如果不對人口總體作測算，這種影響確實是微乎其微的。鮑林說，如果認為全世界每年發生的總共150萬例胎兒畸形都是由自然界中的基底輻射造成的——作為遺傳學證據，這是一個重要然而又是可以質疑的假設——那麼，因核武器試驗使其基底輻射增大1％，就會造成每年多生出來15000名畸形胎兒。個人承受的危險較小，但總體上累積起來就是15000名畸形嬰兒，這一數字是觸目驚心的。鮑林和另外一些人開始使用的就是這一類數字。

儘管原子能委員會不肯提供確切的資料，全世界的研究人員只好埋頭於分析放射性塵埃的情況。這方面得到的資訊越多，公眾就越感到放不下心來。鈾彈爆炸以後，其外層物質生成了各種各樣奇特的放射性產物，其中一種則很快引起了美國公眾的警覺：鍶90。這是一種生存期很長的同位素，在原子試驗以前，地球上從未看到過。鍶90很像鈣，因而就特別危險。研究人員很快就能表明，雨水穿過放射性塵埃落到地面，鍶90就會被青草吸收，牛吃了這種草，就會透過牛奶傳給人體，沉積在人體骨骼中，特別是正在發育的兒童骨骼中。錫叨一旦進入骨骼，就發生衰變，從而使周圍組織受到輻射。在1956年這一年中，鮑林和另外一些科學家為千百萬戶家庭形象鮮明地描繪了兒童牛奶受到放射性汙染的情景，給人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試驗一枚核彈，不再是本國的事情；它的影響會隨風飄散到整個世界的四面八方。

鮑林重新投身於政治活動，其範圍已不只限於發表一些反對核武器試驗的宣告。他參加了科學社會責任學會。這是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和平主義左翼團體。另外，他又重新活躍在人權領域，曾經簽署了一份請願書，敦促國會宣佈1950年國內安全法違背了美國憲法；他還積極發起成立美國人自由公民委員會。1955年11月，他被召前往華盛頓，這一次是以友好證人的身份作證，在一個根據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力而成立的國會小組委員會前，說明他在護照問題上受到的種種阻撓。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是長久以來一直反對麥卡錫的托馬斯·赫明斯。

赫明斯的小組委員會召開了若干次聽證會，鮑林的大名又回到了新聞媒體上（《帕薩迪納報》的醒目標題是：“鮑林訴說國務院‘荒唐事’”），照例又引來了一系列反應。富爾頓·劉易斯是一家保守報紙的專欄評論員。與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很密切，他攻擊鮑林的證詞有偏見，因為他積極參加了共產黨陣線的活動，並且歷數了一長串這類活動的名稱。第二個月，相對於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國會的另一部分中有一個名叫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的機構，它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美國共產黨：是何物？幹何事？——美國人必讀的手冊》。書中羅列了82名“共產黨陣線最為積極的典型的倡導者”，鮑林是其中之一。看來，諾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