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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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一處大理石樓梯的上部，俯視樓下幾百名歡呼雀躍的瑞典大學生。這些學生揮舞著紅旗和火炬，為得獎者演唱了一首歌曲。隨後，根據慣例，應由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向他們講幾句鼓勵的話。鮑林被獎主們推選為代表發言，所有的瑞典報紙都全文刊登了這篇演說：

“作為老一代人中的一員，也許我應當向你們作一點訓示，但我不想這樣做，”他向在場聽眾高聲說道。“我倒向你們提一條建議，就是你們應當怎樣對待自己的前輩。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在向你們講話的時候，應當抱著尊敬的態度認真地聽——但別相信他，除了相信你自己的智力以外，不要輕易相信任何事。你們的長者，不管他的頭髮是否已經灰白，是否已經脫落，不管他是不是一個諾貝爾獎得主，都有可能出錯……因此，你們應當永遠持有一種懷疑的態度——永遠需要獨立思考。”

這番話使在場學生頗感意外和欣喜，大家盡情地歡呼起來了。

第二天，門日，星期六，鮑林作了一次諾貝爾講演。他全面回顧了自己所做的工作，特別將重點放在共振這個問題上。在這篇講演中，他頗為自信地談到了價鍵的概念。那時，這一概念受到了日益尖銳的攻擊。他還利用諾貝爾獎印證自己研究化學的方法是正確的。

晚上，國王和王后在皇宮舉行正式宴會招待來賓，這也是諾貝爾獎慶典活動最後一場盛大的儀式。鮑林身穿黑色的晚會禮服，偉岸瀟灑，手挽著瑞典公主瑪格麗莎，款款步入宴會大廳。愛娃·海倫則在瑞典首相的陪同下喜氣洋洋地在國王左側就坐。她春風滿面，一身樸實的社會主義派裝束，莊重大方。“我與首相談論政治——還與國王一起在花園裡澆花，”她在那晚的日記中寫道。“真有意思。”

最後，鮑林與獲得醫學獎的三個美國人一道，出席了美國大使館專門為他們舉辦的一次慶祝晚會——鮑林心想，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訊號，也許美國政府打算將他作為一位值得尊重的公民看待了。

晚會結束後，使館參贊電告華盛頓稱，鮑林之行並未發生任何意外。“斯德哥爾摩報界刊發了有關他的大量報道，不但是因為他獨具爽朗迷人的個人魅力，而且也因為他的一家是攝影新聞的上佳題材，”這位參贊寫道，最後鬆了一口氣的心情流露在宇裡行間。“無論是在到達之後立即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還是在宴會上的講演裡，……鮑林教授都沒有說任何可以挑剔的話。”

鮑林的言行不但無懈可擊，而且在新的層次上為美國贏得了尊敬。部分原因在於，他終究還是得到批准前來斯德哥爾摩領獎，證明了個人成就可以驅散冷戰造成的緊張氣氛。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個人顯示出來的灑脫和熱情。“在諾貝爾獎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像這位謙遜、隨和、見多識廣的著名科學家那樣，清楚地知道怎樣讓整個世界為之傾倒，”一家歐洲報紙這樣報道。這家報紙還將這次諾貝爾獎慶典稱作為“一次‘節日演出’，雖然‘主角’海明威未登臺亮相，但畢竟還是出現了一顆‘明星’，他就是來自帕薩迪納的這位為人謙恭的教授。”

全球各地都有人向鮑林表達了同樣的友好情感。鮑林和愛娃帶著全家，在瑞典和挪威旅遊觀光了兩個星期。隨後，他們乘飛機到以色列待了兩個星期，走訪了當地的幾所大學，與海法和耶路撒冷的學者交談。他們的聖誕節是在伯利恆度過的，不過這次經歷對鮑林的無神論思想並未產生任何影響。在此之後，他們又飛赴印度，在那裡停留了幾個星期。這一拖了那麼長時間才得以成行的訪問，成了一家人旅行的又一個高潮。他們作為印度政府的客人，拜訪了這個國家主要的幾所大學和實驗室，從新德里到加爾各學，又到阿拉哈巴德，參觀了泰姬陵，遊玩了阿贊坦的洞穴和本那雷斯的神廟。

在巴羅達，鮑林出席了印度科學大會。會上，他淋漓盡致地施展了科學外交的技巧，與俄國和中國科學家的大型代表團會面，接受了許多諸如礦石和裝置那樣的禮物。作為美國人代表，只有他和另外幾個自費的美國佬與會。鮑林是被邀請作大會報告的唯一美國人。他在報告中論述了血紅蛋白和鐮狀細胞貧血症的有關結果。最後，他談到了大家都比較關心的幾個問題。他首先說明了維護和平的必要性，提醒來自各國的聽眾說，並不像習慣於用俄國式思路考慮問題的許多人所說的那樣，大多數美國學者都在研究原子彈和氫彈，事實上，他們許多人在研究諸如鐮狀細胞貧血症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關係到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發展和福利。然後，他話鋒一轉，矛頭隱指共產主義國家陣營的代表，說明美國科學家能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