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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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感到，他的第二個兒子在蛋白質研究領域裡不會有多大的作為，結果，彼得轉學到倫敦大學無機化學專業繼續進修。

琳達的問題甚至更麻煩。她1951年開始在裡德學院上學，不久，她就從一個嬌小姐變成了一名自由自在的大學生。這個學校是位於波特蘭的一所規模不大的文科大學。琳達在那裡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對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有了新的看法。“我發現自己的確難以理解這些年輕人，”鮑林向一位朋友坦率地承認了這一點。琳達在裡德學院畢業以後，動身去英國探望彼得。父母原以為這是一次短暫的旅行，不料她卻留在彼得那裡不走了。她從彼得的朋友那裡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是一群年輕而又愛好聚會的美國籍學生和博士後研究者，其中也夾雜著少數很有意思的英國青年。開始時，鮑林每月寄給琳達100美元作為生活費，後來看到她無意回家，就直接寄去了一張飛機票，命令她馬上回國。她卻把這張飛機票退掉了，兌成了現鈔；繼續留在那裡，並且還在一對夫婦家找到了一份活。男主人名叫弗朗西斯·克里克，他的妻子叫奧迪爾。琳達在他們家幫助熨燙克里克的襯衣，並負責照顧他們的幾個小孩。這家所住寓所的名字叫“金色螺旋屋”。每當夜幕降臨後，琳達這位來自異鄉的美國姑娘，柳腰細身，一頭金髮，成了劍橋社交場合眾人注目的中心。她年輕美麗，獨自一人在歐洲闖蕩，周圍男友雲集，其中至少有一位可以稱得上是她的未婚夫。她曾經匆匆忙忙趕赴英格蘭，與一位動物學教授會面，與他和另一位朋友在愛丁堡的一所尖頂小屋裡度過了幾個星期。後來，1956年春天，她終於在義大利佛羅倫薩安頓下來了，不時地聽一些藝術類課程，有時則泡在咖啡廳和博物館自娛。

1956年6月，兩年多時間裡沒有與父母見面的琳達，終於在羅馬與父母會合了。“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愛娃在琳達來到的那一天日記上寫道。作為父母，他們對女兒近年來的作為很不高興，但又不想讓過去的事影響到他們之間的關係。琳達注意到鮑林收到了義大利共和國的通知，邀請他參加紀念阿佛加德羅的隆重典禮。她陪同父母在義大利各地遊覽觀光了一個月。他們下榻於第一流賓館，在最高階的餐廳裡用餐。然而，當他們開口要女兒一道回到帕薩迪納的時候，琳達一口回絕了他們。她在義大利又停留了一個月光景，然後，鈔票逐漸用光，再加上患了嚴重的呼吸道感染，她不得不踏上了歸國之路。

琳達在家休養了一段時間，身體逐漸康復。鮑林夫婦嘗試了新的辦法來對待女兒。從琳達回家的那一天起，他們故意讓她經常與鮑林的一個研究生長時間待在一塊。這是一位聰明俊俏的青年，專業是地質學，名叫巴克萊·卡姆。一直到1957年夏天，琳達才真正安下心來：她住在家中，白天在加州理工學院科裡手下幹活掙錢，有時候也為卡姆做晚飯。鮑林高興地注意到，卡姆“往往在我們家不想離去”。兩人有意作媒，事情也就成功了。1957年的一個陽光豔麗的日子，鮑林手挽著琳達，當著兩百多位來賓，緩緩穿過他家梅德爾寓所面前的草坪，將她領到卡姆跟前——此時，卡姆已是地質系助理教授——就這樣，卡姆和琳達結了婚。

19　放射性塵埃（二）

請願的權利

1957年的一年裡，由於政治活動和廣為人知的精神病研究，鮑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忙碌了。在他的辦公桌上，邀請書堆積如山。都是要他去作報告，談論化學、醫學和核武器等方面的問題。邀請單位有中學、婦女組織、醫院、大學、學術機構和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紐約市教師聯合會給他發獎，表彰他為教育界爭取自由的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羅斯威爾·派克紀念會聘請他擔任該會顧問委員會成員；美國醫療化學家協會授予他名譽會員的稱號；國家科學基金會為理科教師拍攝了關於化學鍵的彩色科教系列片，請他擔任特邀的佳賓。與此同時，他開始修訂《化學鍵的本質》一書，另外還要安排在夏天再訪歐洲。

鮑林一如繼往，主張禁止核武器試驗，並一再重申放射性塵埃會給人體帶來危險，這與羅素和另外一些人的努力是不謀而合的。這些活動似乎正在發生一定的影響。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一位放射性專家去世界各地遊說，呼籲禁止這一類核試驗。4月，英國工黨警覺到鍶90的數量在不斷上升，因此開始在禁試方面採取一系列行動。尼赫魯向世界正式呼籲，支援禁試活動。德高望重過著獨居生活的內科醫生施韋策①，一生都在非洲中部為百姓治病，也在電臺裡向全世界發出呼籲——鮑林將其稱為“一份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