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第68部分 (第3/4頁)

化學報告中，簡要地回顧孟德爾一摩爾根的遺傳學理論——那時，這一理論在蘇聯仍受到冷落，李森科的思想還是官方的信條——然而，一位翻譯企圖要他相信，在會上鼓吹西方遺傳學將鑄成大錯，對此鮑林非常惱火，壓根兒就沒有將這些話放在心上。事實與此正好相反，當他在會上直接批評李森科的思想時，他發現在場的俄國人似乎表現出無所謂的樣子。除了作一些專門的學術報告外，鮑林還在莫斯科的一個禮堂裡就分子型疾病作了一次科普性講演，錄製了一篇供電臺廣播的有關和平問題的發言，其中公開反對核試驗。他和愛娃還抽了一些時間旅遊和觀光。他們發現，主要城市的郊外都有大片大片的農田，對他們來說，這是出奇地熟悉的景象。“我驚奇地感到，這一番景色勾起了我七八歲時在東俄勒岡時的回憶，”鮑林說。“俄國人看來很像美國人——當然，不是像美國東部紐約等地的人，而是像生長在西部的真正美國人……就像我們一樣，只是他們更加渴望著和平。”

另外，那裡似乎不存在犯罪的現象。舉個例子來說，鮑林在莫斯科會議上碰到了一位德國病毒學專家。這個人把自己的公文包和所有盤纏都忘在計程車上了，情緒非常低落。然而，第二天，計程車司機趕來了，把這些失物還給了他，並再三致歉沒有早一點送來。人們表現出來的誠實，科學家在蘇聯受到的熱情接待，這些都給鮑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鮑林發現，科學家是“頂尖人物”，在這個國度裡，是最受人們尊敬、工資收入最高的職業。這也是優越的理性社會的一個標誌。

當然，這次訪問帶有官方的性質。他沒有見到為持不同政見者設立的“精神病醫院”，也沒有人請他去看一看古拉格勞改營裡的情況。

等到他秋天回到美國時，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幾個月前反核試運動還如火如荼，此時卻突然偃旗息鼓了。

鮑林至少知道其中的一個原因。在他出訪蘇聯期間，在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學家、被媒體炒作為“氫彈之父”的愛德華德·特勒，出面為原子能委員會辯護，使許許多多的人相信，為了完善一種“乾淨的炸彈”，還需要進行更多的試驗。特勒是一個與共產黨不共戴天的人，他的一家以前在匈牙利共產主義的統治下吃盡了苦頭。他堅信，要是不發展核武器，俄國人就會毫不遲疑地征服世界，他認為他本人有責任防止這種事態的發生。特勒還說，一種乾淨的炸彈，在其爆炸的過程中，差不多完全是聚變，因此幾乎不再會有放射性塵埃。他對艾森豪威爾講，這樣的炸彈在戰場上是一種完美無缺的工具，既可以殺傷敵軍士兵，又不會飄散出放射性物質，甚至也沒有損壞設施和建築之虞。他說，這樣一種炸彈，如果允許繼續作試驗，那將用不了四五年時間就可以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

1957年夏天，特勒的“乾淨的炸彈，作為一種宣傳，讓人們不再擔心核武器和核戰爭的威脅，在一段時間裡似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鮑林說。一方面，有人寄希望於這種放射性塵埃較少的核武器，另一方面，蘇聯的談判代表不肯作任何妥協，在這兩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在倫敦進行的核武器談判陷入了僵局，到9月份就完全破裂了。公眾的注意力又轉向了一些新問題——小石城發生的種族騷亂，蘇聯人造衛星的升空——大家也就不那麼關心核試驗問題了。

秋天，幾個主要的大國利用這一形勢，競相開始進行各種各樣的核試驗。在短短几個月時間裡爆炸的核裝置，比在此前整整一年中爆炸的數量要超過兩倍多。蘇聯的人造衛星刺痛了美國政府，使它對世界舞臺上的競爭對手有了新的認識。同時，人造衛星證明了蘇聯人充分掌握了利用火箭在彈道導彈的基礎上發射核彈頭的技術。軍備競賽進一步加劇，美國宣佈將在1958年進行一系列重要的試驗。

人們對核試驗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鮑林為此深感失望。為了應付這種具體的情況，他開始動筆撰寫一些科普文章，論述放射性塵埃的危害——但是，《女性之家雜誌》和《星期六晚郵報》拒絕刊登他的文章，“因為這樣的討論會涉及到那麼多的灰色區域”——另一方面，鮑林繼續爭取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反對核試驗的請願活動。

1957年秋天，他陸續收到許多科學家的簽名。鮑林注意到，其中歐洲科學家的反應非常熱烈，因此，他查閱了科學家人名錄，希望徵得更多人的簽名。他僱用了一個兼職的秘書，並從自己的腰包裡支付他的報酬。這個人負責打字。油印、翻譯和郵寄請願書等。鮑林和愛娃還親自動手，同時又得到了幾位朋友的幫助。他最終可以確信，不但在美國，而且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