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第23部分 (第3/4頁)

始有了自己的興趣，我開始把時間花在別的方面。”

“別的方面”主要是孩子和家庭。1932年末，鮑林一家搬到了緊靠加州理工學院的一所較大的屋子，有更多的家務要做，而且現在有三個孩子要照料：新生兒琳達，1歲的彼得和調皮的7歲的小萊納斯。正如她一貫的態度，愛娃全身心地承擔起自己的新職責。在1927年，她給自己寫道：“如果一個女人坦誠直率，思路清晰的話，她很快就會認識到，不管她選取了哪一種終身事業，她都不可能比一個男人做得好，除非這一事業是在家中管孩子。”她在大學裡受到的是紮根於科學的家政學教育，她在婚後很早就決定要創造一個理想的家庭，培養理想的孩子。

鮑林一家的生活形成了定式。愛娃每日照料孩子，整理房間，洗衣做飯；鮑林則整日埋頭於科學。家裡有一間小書房，他總是一早就進去開始工作。早餐後，他走過兩個街區到學校，然後在辦公室或是實驗室幹上一整天。他回家吃晚飯，接著回到學校出席晚間討論會，或是鑽進書房繼續計算，一直到深夜。週末和大多數節假日也不例外。他經常外出開會或舉行講座，大多數時候獨來獨往。他出門多數時間喜歡坐火車，因為這可以讓他一個人不受打擾地進行更多的研究。

愛娃覺得自己有義務讓丈夫騰出更多的時間來工作。她承擔了所有的家務，包括洗衣做飯，不讓孩子們去打擾他，精心安排起居，好讓他有充裕的時間。這既是一個家庭主婦的日常安排，更是一個聰明女人的明智抉擇。愛娃後來說：“一個稱職的科學家必須無時無刻地進行著思考。他通常不希望自己的思路被打斷。作為科學家的妻子確實需要老實本分一些。她們不應該抱有什麼奢望。你瞧，她們不用上劇院；她們不用上館子。……她們得有自己尋找樂趣的本領，並深入地想一想生活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她的話中有一些怨氣，對成天見不到丈夫的不滿，對兩人平行疏遠的生活的不滿，以及對生活在鮑林的影子中的不滿。愛娃覺得自己在很多方面不比鮑林差；她的自尊心也很強，她同樣可望獲得承認。她愛自己的孩子們；她的丈夫回憶說，她是一個“極其出色的廚師”，並且儘量享受著家庭中有限的天倫之樂。

但是她發現，單純的家庭生活滿足不了自己的需要。她不想“老實本分”。愛娃閒不住，對許多大問題感興趣；她廣泛地進行閱讀，並思考著國內外大事。30年代，她小時候受到的自由激進思想開始復甦，她重新對政治和社會事務發生了興趣。

他們剛剛結婚時，愛娃不同丈夫討論政治，因為鮑林子承父志，相信共和黨的政治主張。在他最初兩次總統選舉投票中，鮑林投了赫伯特·胡佛的票。但是隨著大蕭條的持續，愛娃越來越信奉新政，並公開發表言論支援羅斯福和其政府幫助窮人的計劃。

她已經不能有效地和鮑林談論科學問題了，但是可以談論政治。不久，她的言論引起了鮑林的重視。鮑林說：“我開始傾聽她關於貧富差距、關於資本家和工人的言論。民主黨離我心目中的正義的距離似乎比共和黨要近一些。”在愛娃的敦促下，鮑林改變了對黨派和其他一些問題的看法。當他開始認真進行思考時，他開始用愛娃的眼光來看待一切。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和由此產生的社會動盪似乎預示著資本主義的破產。加利福尼亞到處是失業遊民和政治抗議，鮑林開始傾聽人們的抱怨。1934年，在愛娃的強烈影響下，鮑林投了社會民主黨人的票，選阿普頓·辛克萊當加利福尼亞州長。從那以後，鮑林成了一個堅定支援羅斯福民主黨的人。

建立天堂的實驗室

鮑林新的政治觀點與加州理工學院的氣氛是格格不入的。多數科學家認為，政治是一個充滿汙穢、臆斷和偏見的雷區，任何一個追求客觀的科學家都應該退避三舍。然而，學院的結構本身就含有一些政治的因素，這一點在校長密立根身上尤為突出。他認為，新政是左翼的家長制，會破壞國家的自立，而大蕭條不過是社會機器暫時的卡殼，主要的影響是，科學家必須加倍努力才能創造更多的財富。他對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沒有絲毫的憐憫。他說：“把失業叫做休假，你就馬上會有不同的認識。”

加州理工學院塑造了鮑林的職業生涯，而密立根對學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密立根的父親是衣阿華州基督教公理會的一名牧師，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實驗科學家和能幹的管理人員。他領導加州理工學院長達四分之一世紀，親手把它從一個充滿生機的小學校變成了全國主要的一個學術中心。在外人看來，密立根就是加州理工學院——